【人物专访】 由《人民日报》的一则通讯和一则言论引发的对话
——对话党委书记郭大成
发布日期：2013-12-17 供稿：党委宣传部 张爱秀 编辑：杨扬 阅读次数：
“一所大学只有拒绝诱惑、固守品格、坚守阵地，才能秉持自己的独立精神，而只有秉持独立精神的大学，方能真正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写’的人。”
这是2013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8版文教周刊刊登的我校党委书记郭大成所撰写文章中的一句话，这则言论一出，这句话被多次转载。短时间内，这则《大学应培养“大写”的人》的言论在我校校园网的点击量就达到近1800次。同时，校内师生员工通过微信、微博等纷纷转发，有老师评论说“认真读了，觉得很振奋”，也有老师评论说“改变了对党报党刊的看法……”，还有老师给我打电话或者在教工群中谈到了非常想对话郭书记的愿望。
于是，怀揣着这些愿望，我拨通了书记的电话，我的采访请求得到了书记的支持。来到书记办公室，书记先送了最近他新出的两本书《高校促进产学研用结合理论与实践》、《素质教育与大学精神》，拿着沉甸甸的书，我越发感受到了此次采访的分量。
笔者：《人民日报》11月28日大版面报道了我校的产学研合作，并刊发了您的一篇言论，师生们群情振奋，特别是对您关于人才培养的观点特别认同，非常想与您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与交流，首先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新闻中心对您的专访。
郭大成：谢谢老师们、同学们对于这次报道的关注。非常愿意与大家进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
笔者：郭书记，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言论中表达了您对人才培养的观点，特别谈到了大学应该培养“大写”的人，从教育系统来说，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这个“大写”的人呢？
郭大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谈到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问题，从《决定》中不难看出，这个“大写”的人的培养应该着眼于系统、整体、协同。首先，不能割裂大、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以及大学后教育，而应着眼于整个教育系统。其次，要从育人的整体过程出发，抓住招生、培养和就业这三个环节，提出改革措施。强调“招生”制度改革，这是多年来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招生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指挥棒，是“牵牛鼻子”的问题。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培养”人才，这是学生成人成才的核心问题。强调“就业”，这是用好人才的关键环节。把这三者统一起来部署是非常重要的。再次，要着眼于教育与社会，特别是与政府等外部要素的协同配合。实践证明，要想搞好教育改革，必须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才行。
笔者：那您认为在这其中，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
郭大成：教育领域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改革，既需要教育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协调，更需要加强教育系统与外部各要素的配合。教育改革要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要真正提高，必须统筹处理好教育系统内外各种复杂的关系，整体谋划设计、整体推进实施。
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制定有利于引导、推动素质教育的政策，改革创新体现素质教育宗旨的教育教学制度体系，研究制定科学的办学育人水平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从社会层面来讲，要树立并倡导“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观和选人、用人制度，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综合素质尤其是实践能力的考查；要大力宣传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积极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便利条件；要逐步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和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的素质教育氛围。
从家庭层面来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青年学生受教育的起点，德国著名教育家福录培尔就指出：“国家的命运, 与其说是操纵在掌权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家庭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 配合学校努力提升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水平。从学校层面来讲，要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努力推进大学、中学、小学的有机衔接。大学素质教育对中小学教育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要在素质教育中发挥领军作用，影响带动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的方向。中小学教育要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为高等教育输送素质全面的优秀人才。
笔者：郭书记，刚才您说到了很多理念，在实践中，我们学校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哪些改革探索和尝试呢？
郭大成：我校在推进大学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与家庭、中学、政府、用人单位的合作。我们与同济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卓越联盟”，推进大学教育改革与卓越人才培养；与易才集团联合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校企合作模式的创业中心“北京理工大学—易才大学生创业中心”，计划帮助超过10000名大学生创业人成长；重视与家长的联系沟通，邀请家长参加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创建“家校彩虹”平台，建立与家长的网上沟通平台，已有3200多位家长成功注册；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推出“青春试航”——非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已同260多家用人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加强与中学的互动，与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合作组建了国内首个“理工实验班”，院士专家教授参加授课，与北京八一中学开展合作育人，组织优秀教师进中学授课、讲座，广受好评。
笔者：您刚才谈的是我校与外部的协同联动，具体到我校内部，我们的内部联动又是如何做的呢？
郭大成：首先，我们提出了“三服务”的育人理念，即干部为教师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所有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并以此作为我们所有改革和探索的出发点，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来共同育人、全员育人。
在“三服务”理念指导下，我们又提出要建立一种“立体式、联动化”育人模式。立体，是说既要发挥学校内部教学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学生组织的作用，又要发挥大学之外的大学前教育（包括中小学）、家庭、社会特别是用人单位、政府等多方面力量的作用。
联动，是说学校内部的招生就业、人事、后勤、保卫以及学院等各部门、各组织之间，全体教师、干部、后勤人员以及离退休职工都要联动起来，共同探索学校发展的新模式，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个孤岛；同时，学校也要主动联合中学、家庭、用人单位、政府等外部主体，建立经常交流沟通的机制，形成育人合力。
总之，我们进行“立体式、联动化”的改革，就是要以学校为主导，以育人为核心，让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家庭、学校与政府都联合起来，各种力量都围绕深化教育改革行动起来。
我们还注重发挥校内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育人。从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入手，把传统的学生教学管理和学生教育管理分别由两个校领导分管的体制，合二为一，即由一个校领导分管，同时配一位校长助理协助管理。并将教务处、学工处、团委（含艺教中心）和体育部归其统一管理，这就从管理体制上保证了德智体美教育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我们建立了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定点联系班级等制度，每位校领导和处级以上干部负责联系一个学生班级。充分发挥离退休老教师和老干部的作用，择优聘请一部分老教师和老干部作为低年级学生的德育答辩辅导员，帮助和引导同学们成长。我校基础教育学院和青年科协共同创办了“科研培育坊”和“青年科学家工作坊”，引进青年教师科研团队和实际科研项目，吸引青年教师和青年科技工作者投入到指导学生科技创新的工作中来，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我们重视发挥学生宿舍的文化育人作用，探索以学生为主体建立学生宿舍楼委员会和党团小组进宿舍制度，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笔者：您在文章中谈到应该以爱国精神、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精神等为指引，培养“大写”的人。在具体实践中，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郭大成：足球竞彩app排名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所有教育改革，必须以素质教育为方向和指南，着眼于培养具有高远的理想、精深的学术、强健的体魄、恬美的心境，富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今年，我们也一直在谈“中国梦”，其实中国梦包含了教育强国梦，关于教育梦，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曾表述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这个讲得非常好。
结合中央的精神，我想今后我们要以培养学生“快乐地学习、健康地成长、多样化成才”为目标。
关于快乐地学习。学习是个“苦差事”，这种观念已经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扎根了。因为，我们的学生升入大学之前，已经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几年，饱尝了学习的辛苦。如何才能让他们感受到学习是快乐的呢？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育必须改革教育方式方法。首先是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思维和做法，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真正根据学生的时代特点、成长特征和需求因材施教。其次，在具体做法上，要让学生参与教育教学全过程，包括专业的选择上要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权。最近，由我校任理事长单位的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举办年会，大会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中国科技大学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第一年全校选，第二年学院选，经过两轮挑选，学生们挑选了真正适合自己特长和特点的专业，就会逐步增强学习的兴趣和爱好，有助于今后更加轻松快乐地学习。
关于健康地成长，我想谈的是身心健康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体育、美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之前，我们一谈体育，就想到跑、跳、投，这些都是竞技体育，不能持久，很难形成固有的兴趣爱好。所以，我认为体育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教给学生适合他发展的体育技能，增加趣味性的体育活动，摒弃单一的竞技活动，促使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未来体育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
谈到心理健康教育，这是一个比体育教育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人文关怀，也强调心理疏导，特别是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强调“不让一个同学掉队”。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注定了，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身上，寄托了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期望，这个孩子甚至还是所在村、乡、县、市的佼佼者。所以，我们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也是对孩子、家庭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学校相关部门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类别，更加细致地开展工作。比如，我校前年有个新疆少数民族的同学出现因挂科而拿不到毕业证的问题，我们给他提供了补考的机会，他后来回当地考上公务员，非常感激学校。我们的老师也要更加关心学生。另外，班集体的力量也是无穷的，现在很多心理有问题的同学都比较“宅”，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白天不起，晚上不睡，这时候我们的班干部就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拉出来参加集体活动。原来我们说“三困”，现在我认为应是“五困”（学习困难、经济困难、交往困难、发展困难、心理困难），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要更加关心，更加注重他们的心理疏导。
多样化成才，这一点北方工业大学就做得非常好。他们是一所教学研究型的大学，在他们学校有的学生可以8年毕业，有的拿不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可以退而求其次，拿职业证书，为他未来走向社会开启另外一扇门。所以，我想今后我们在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打开思路，更多地强调满足同学们多样化成才的需求。
笔者：我们看到此次《人民日报》的报道谈到了我校的一系列围绕产学研合作项目，从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多方面介绍了我校很多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强调了“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决定》中的这一精神的？
郭大成：《决定》中的这一提法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结合，特别是促进产学研用结合或融合，指明了方向。我理解：一方面，“用”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应用，也就失去了产学研结合的意义。
另一方面，“用”的提出，使高校由被动结合变成了面向市场的主动结合、融合。进而，使教师手中和实验室中尘封的众多技术成果，能够和科院所、企业结合，变成生产力和高科技产品。
再一方面，高校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也会做出新的贡献。例如，大学科技园、合作研发实体、独立研发实体、战略联盟机制、人员互用机制等等，会激发出新的活力。
笔者：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提到了我校的学科性公司。我们看到，它的产生是需求牵引----没钱、没人，但是有技术、有成果。我们学校给了一些支持、给了一些政策，就办起来了，而且势头很好。对此，您能否具体谈谈我们的经验和想法？
郭大成：我们的学科性公司可以说是“需求+基础”后的碰撞，关键是在“思维+政策”中给予支持。需求是院系科研团队对于人员和经费的需求，我们的基础就是我校现有的科研成果和学科背景。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给学院和学科寻得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将学校现有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和应用领域，产生效益，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并从社会上吸引高层次的技术人才，我们的思路打开了，再加以政策上的支持，我们的学科性公司就孕育而生了。
笔者：现在大家一听到教授进入经济领域，都非常敏感。同时，也会关心利益如何分配等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郭大成：首先学校支持任何有益于学校、学院、学科和教师发展的探索。在研究政策的时候，我们就进行过相关的调查和研讨，之所以同意我们的学科性公司按照企业机制去组织，刚才说过了，也是因为他们在发展中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当然，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如果学校不出面，以后也可能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前些年一些高校的教授开公司，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导致要么公司离开母体成为独立于学校之外的企业，要么是公司偃旗息鼓。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了各方利益。具体就是我们规定按比例股份分成，学校占30%，学院占10—20%，个人占50-60%，这样就调动了学校特别是学院的积极性。学科性公司能够将利益同学院、学校分享，既支撑了基础研究和学院原有教师的深造，又有利于推动学科发展，提升科研和人才培养水平。
笔者：郭书记，这个政策最后实施效果如何？
郭大成：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个如何实现学院持股份的问题，因为国家规定自然人或者法人才能持股。所以，学校签好协议，帮助学院持股，规定好该部分股权使用权归学院，最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学科性公司运行以来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第一年产值六七千万，第二年已经上亿了。
笔者：很多老师都特别关心，学科性公司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有何推动作用？
郭大成：我认为，大学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人才培养来开展，学科性公司同样也要与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科研来促进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我们把学科性公司定位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推进学科发展的支撑平台，更看作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平台。学科性公司创新了人才培养方式，实现了有目标地、系统地、分类培养人才。对于本科生，其培养目标是面向产品、面向应用、面向就业，其毕业设计一般侧重于应用，与公司的产品项目及应用结合。而对于已保送研究生的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则偏重于科研，与公司的工程项目研究或基础课题研究结合。对于硕士生，其培养目标是具有独立工程设计、研究能力。硕士生在读期间，平均每人要参与3-5项工程、型号项目。对于博士生，在公司成立前，大部分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及论文以工程项目为主。公司成立后，博士生的培养目标确定为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在读期间，作为“973”、“自然基金”、“863”项目组的成员直接参与项目的研究工作，培养标准也相应提高。博士生毕业答辩前，必须发表2篇以上SCI论文（学校的要求是1篇EI论文）。在培养方式上，采取双导师制、项目导师制，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作为副导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参与到人才培养中。通过这些方式，培养出的高水平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研究生在京就业率达90%以上，大多数留在了国有大型研究院所和企业。
可以说，学科性公司不仅直接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及学科建设工作，而且也创新了人才培养方式，促进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形成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
笔者：教育部“2011计划”倡导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我校在这方面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学科性公司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典型的有益尝试？
郭大成：我校一贯重视协同创新工作，并且有很好的基础。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两个“始终瞄准”，即“始终瞄准国际科技教育发展前沿，始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协同创新。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与居行业前列的内蒙古一机集团开始了最初的产学研合作。我校主要从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改造方面提供支撑，集团主要从工程试验、专家组论证、产品验证等方面加以实施。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模式，我校车辆工程学科得以稳步发展，为我国国防领域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和水平做了很好的探索。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校与原“218厂”的合作，使得以我校光学和飞行器控制优势学科为基础的新技术得以转换，企业的新型制导产品得以更新换代，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调动了我们不断进行产品研发的积极性。这些和学科性公司一样，都是产学研合作的成功典范。
笔者：谢谢郭书记，您今天从不同方面为我们讲述了我校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的一些情况，相信大家读完您的叙述和见解，一定会受益匪浅。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与您交流互动，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