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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校报编辑部收到一份名为《怀念郑联达先生》的稿件，投稿的是一位已近古稀的老教师周化南，文中以深厚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触描写了一位正直认真、坚持不懈、为了真理而孜孜追求的老教授的崇高形象。从老同志们的言谈中，校报编辑部了解到郑联达先生是在我校工作的从西联大毕业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先生之一，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直至退休，退休之后又做地震研究，成果丰硕。这深深感染了我们。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为了走进这位可敬的老教授，校报编辑部邀请了一些曾经和郑联达先生共事过的老教师，组织召开了追忆郑联达先生的采访会，采访了郑联达先生的儿子郑哲，以回顾梳理郑联达先生的人生历程、精神品格，以寄托哀思、见贤思齐、继往开来！


       郑联达于1937年考上广西大学物理系，1939年到昆明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1942年毕业。在那所聚集了中国一流学者和科学家的校园里，年轻的郑联达接受了科学的熏陶，人文的教育。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存高等教育的薪火相传而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南迁组成的一所战时大学。从1937到1946年间（含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诸多奇迹。当时的联大聚集了中国最好的学者和教授，文科教授大多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名教授大多有留洋经历，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国际视野。

　　郑先生生前曾回忆说，“‘联大’师资阵容强大，有吴有训、周培源、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学业的要求十分严格；联大还常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如李约瑟、华莱士、费正清夫妇等前来讲学。”受此熏陶，郑联达不仅打下了物理知识的坚实基础，同时也确立了关注社会、毕生追求真理的人生观。


　　1974年，郑老偶然一次看到日光灯在关闭的情况下自动启辉，他对这一现象十分好奇，想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于是自己买了很多的日光灯管和变压器开始做实验，从此开始了在地震这个对于他来说全新的领域的研究。他逐渐发现地电的变化和灯自动亮的关系，而地电变化是地震之前的一个预兆，即日光灯自动亮是地震的一个预报。郑教授每天都要多次定时用手调变压器，调到灯亮，记录下这个时间的电压数，几十年如一日。

　　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浩劫———是郑老心中永远的痛，“地震对人类的伤害太震撼人心了。”这也坚定了郑老坚持从事地震研究的决心，他坚定地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他希望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减少地震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这样自己走了也安心”。

　　1980年12月4日《参考消息》的一篇题为《苏美在中亚西亚寻找地震秘密》的报道，介绍了前苏联和美国在地震发生频繁的地方做实验，想寻求预测地震的方法。郑老在《记一场奇怪的比赛》的文章中写到：“我是个近古稀的人，常爱想起两个问题：一是一生中有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安慰的事，一是在所剩无几的岁月中将如何度过才好。对于有着英雄业绩或者文笔才华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够他写的了，但像我这样教了一辈子普通物理的人能写出什么来呢？我不是正在和人家进行一场比赛么？虽然尚无定论，但是把情况据实的写出，请求读者公断，借以作为自己有生之年的鉴戒不也是好的吗？”

　　而这场郑老提到的“和人家进行的一场比赛”就是他在看到这篇报道后产生的“要和苏美这么庞大的国家来比赛”的念头，谁先把预测地震这个公式搞出来，谁就能取得地震预报上的胜利，他还自嘲地写道：“这个老头或许是疯了吧，人家是成打成打的地震专家，拥有苏美两国最新的电子仪器，咱们凭什么去和人家比赛？”

　　但是就是这么个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疯老头”，就是这样一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比赛”，就是这样一种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却为中国的地震研究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郑老于80岁时出版了自己的地震专著《大地震规律研究》，并引起热烈反响，次年出版《唐山地震研究》、《唐山地震研究（续）》等，他所提出的预警地震被学术界推为“地震预测新概念”，是对地震科学预测的一大贡献。


     “他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强正直，坚忍不拔，认真敬业，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从事教育教学40多年，默默无闻，对学生热情负责。”郑老以前的同事查述传这样评价郑老。

　　郑老尊师重教，一直保留着在西南联大时自己和老师的合影。海南小学扩建时，郑老还给予母校一些资助，老家那边只要有人求学，他都给予物质或金钱上的资助，支持他们上学。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做人正直，热爱祖国。

　　“我父亲这一辈子几乎都在工作，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休息时间。”郑老的儿子郑哲回忆道。郑老在教书的时候一直在研究教学的学问，钻研教学的方式方法，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后来退休后搞科研，就一头扎了进去。他搜集和撰写的地震资料可以装满十几个编织袋，搞地震科研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做实验、记录数据、撰写科研报告，每天几乎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还鼓励自己曾经的同事，现在同样已逾古稀的周化南老师，送给她很多书，希望她有力量有时间就一起搞地震，“他一直在推着我前进。”周老师充满敬意、感激地说。

　　郑老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60岁时得了脑血栓，曾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当时已经偏瘫了，右胳膊右腿都不能动，出院的时候行动不便，视力不好。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郑老还始终没有放弃过地震研究。他找人装了计算机、编了程序，计算方面简便了不少，家人也帮着他在网上和其他书籍上搜集数据。出院后他坚持服用中药，自己又研究人体脉络，坚持自己给自己做按摩，一年左右就把拐棍扔了，又骑上了自行车。

　　2002年，郑老又遭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他的妻子，也是与他一同进行地震科研工作的同事王懿云去世了。他们曾经一起搞科研、搜集资料、计算数据，互帮互助，感情十分深厚。妻子的离世使郑老在生活方面少了相依相伴的伴侣，科研方面上少了一起工作的战友。但是郑老从悲痛中走出来，继续着他的科研事业。郑老曾说自己并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能努力，认准了目标就奋斗不止，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作为一名老师，郑老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他提倡启发式教学，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启发学生自发求知的能力。

　　“我可以说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由于备课认真，讲授清楚，要求严格，效果是良好的，故一贯受到学生的欢迎和领导的器重，但现在回想起来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在教学的境界上，一般认为能使学生听得明白，觉得津津有味，还会解题，就是好的教师了，其实这是最低的要求了，教学境界不高。陶行知先生说过，‘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把治学之道教给学生的人，才是高境界的好先生。’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借用此话，也可以分出教师的高低，把授业解惑做好了，还不能算上上等的先生，只有把传道做好了才能达到教学的最高境界，传什么道呢？传治学之道，传为人之道，毛主席说，‘要启发不要满堂灌，让学生自学不要抱着走’，也是这个意思，我明白其中道理之后，逐渐强调要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教学方法，提出教学三原则：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解为辅；以教原则为主，教知识为辅；教思路为主，教方法为辅。要做一个好的教师，必须不断加深自己的教学知识，不断补充新的知识。”

　　对于教学，郑联大先生有“底厚、面新、思广、行实”八字心得。所谓底厚就是基础深厚，所谓面新就是视角新颖，所谓思广就是思想开阔，所谓行实就是行动扎实。在深厚的基础上以新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以开阔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并且付诸扎扎实实的行动。在坚持“底厚，面新，思广，行实”这八个字的同时，郑老还有一个“一桶水与一杯水”的理念，意思就是作为教授，如果你要给学生一杯水，那么你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也体现了他身为人师的高标准。

      郑先生的科研“四条”

      回顾自己三十年来的科研事业，郑老曾十分朴素地总结了搞科研的体会：

　　1.搞科研最好从实验入手。弄清楚现象，概括出规律，然后找机制，寻机理，若倒过来，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毫无所得。

　　2.搞实验可以从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密，开始时因陋就简，可少花经费，易于启动，到最后阶段必须是精密仪器时，也可以去求人帮助。

　　3.我的科研是从60岁才开始的，显然是晚了，但人老知识丰富，经验多，如果斗志昂扬，敢想敢干，还是大有可为的。若退休得早，只局限在“发挥余热”、“颐养天年”，未免太可惜了。

　　4.追求真理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每天都活在希望之中。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这样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天长时间的进行工作科研？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国家的热爱，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对于工作的责任，是作为一名教师对于信念的执着，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追求真理的内在需要，是源自于内心的幸福，是冉冉不灭的希望。

　　正如郑老说的———追求真理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每天都活在希望之中。

　　人物小传：

　　郑联达于1916年9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崖县，父亲在其幼年去世。1939年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2年毕业后先后在云南呈贡华侨中学、徽江中学、贵阳医学院、重庆科学仪器制造厂、桂林师范学院（校）、广西宣山扶轮中学、苏州高中担任教员、教务主任、助教、工程师、讲师。1952年9月，他将工作迁至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物理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物理系教学组长、物理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和基础部部门工会委员、主席,还曾担任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兵器工业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物理通报》编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郑联达教授因年满70退休。退休之后的他仍然继续坚持工作，执着于他的地震研究，直至去世前几个月。

（审核：李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