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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是每一个人都求之不得的，而快乐的标准，却因人而异。对我来说，这个概念很模糊，直到这次访谈，我听到这位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辛辛苦苦、摸爬滚打了叫卜年的前辈坚定地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过程的快乐。我认真地做一件事，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之中，曾经急过，哭过，病过……这种十；十出与牺牲虽然很多，但最终成功了，我享受了这个过程的快乐，足矣!”
    瞬间，我感觉到了——快乐，原来就这仟简单，却又这样富有内涵。我想，以我极浅的阅历是很难体会出其中的真正含义的，这位深深启发了我的前辈，就是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指挥王爱书。
当老师还当学生
    奋斗在航天领域中的人，以男性居多，型号任务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工作，基本上也是由男性来承担。所以，当我面对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副总指挥的时候，心里油然生出一股敬意。干练、直爽、麻利是丁爱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因此，我并没有费多少的脑筋来考虑自己的开场白，当王爱书明白了我的来意，就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间的火箭技术各专业的专家。面对苏联终止供给教学资料的情况，北京工业学院决定，从学校调出一批成绩优异，政汁条件好的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自己编教材，自己把高科技的专业教育办下去。当时，就读于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遥控遥测专业三年级的王爱书由于成绩优秀，政治条件合格，也成了这批人之中的一员。开始了一边当老师搞科研、编教材，一边做学生，继续跟班听课或者自学，并参加正常考试的经历。
    王爱书参加工作以后，担任过科研组组长，带领科研组日夜兼程的工作，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套模拟遥测系统，在飞机与火箭的飞行试验中，她担任试验队遥测分队队长的职务，这次试验的成功为他们编写教材，建立了技术基础。接着，她参加了遥测专业教材的编写并任助教，
    1962年10月，王爱书学完了五年的课程，而北京工业学院的遥测专业靠自己的力量也基本建立起来了。王爱书被分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的遥测技术研究所工作，准备继续进行遥测方面的研究。叫‘是还没来得及去报到，她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当时正缺人的—分院科技部部长看中了王爱书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并且已有两年工作经验的简历，就决定把她训入科技部。王爱书本不愿意，但她是个共产党员，她服从了分配，从此进入科技部工作。
航天事业造就了这位女副总指挥
    在院科技部、综合计划部、军品部工作的这儿十年时间内，王爱书先后主管过规划、预研、计划、调度及系统配套等工作就导弹、运载火箭专业而言，除发动机分系统外，所有的系统她都管过；就型号而言，她曾经参加过各型号的不同研制阶段、不同专业的科技管理工作；就职务而言，她从主管助理员到副处长、处长、综合计划部和军品部的总工程师，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以后又兼任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系统的副总指挥。
    几十年来，王爱书曾获原国防科工委核效应试验特殊贡献一等奖；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特殊贡献奖；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航天奖；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奖；航天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次，三等奖3次；院级合理化建议一等奖10多次，二等
 奖20多次，三等奖若干次；院级先进工作者和部级先进工作者达10次以上。
谈起这些往事，王爱书说：“我深深地知道，不是我为航天事业作出了多少贡献，而是航天事业造就了我。应该感谢祖国、人民和航天事业。”
负重前行的经历

    在王爱书参与研制的各型号之中，只有载人航天是从“七五”期间到“十五”期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的各研制阶段直到1999年 11月20日遥一火箭飞行试验成功的十多年间，她参与了全部过程。从1992年立项到1999年 11月遥一飞行试验成功的八年中，有四年的时间王爱书代理着总指挥的工作。可以说，她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尝尽了所有的艰辛，同时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七五”概念研究阶段，王爱书主要是组织总体部及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途径的选择，一院和五院的专家们曾提出过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等不同途径做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王爱书与同事们不断地组织有关部所进行研究论证、开会词论甚至争论，历时达四、五年之久，最终航天总公司正式拍板定下载人飞船的技术途径，就这样，概念研究阶段宣告结束。
    “八五”可行性论证阶段，九十年代初，总公司下发了一院、五院和上海航天局开展载人飞船的可行性论证工作的通知后，一院院长在全院干部会上正式宣布由王爱书负责载人飞船的可行性论证工作。在这个阶段，王爱书主持提出了载人飞船工程深入论证的方法、步骤和措施，经过计划部领导与院领导的审查批准后，她具体指挥并组织实施了全院的论证工作，对论证报告把关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院机关、院领导、院科技委讨论审查后批准上报
    在技术方案、研制流程、研制计划、经费概算、所需研制设备、物资保障条件、国际合作建议、安全性、可靠性管理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一一论证清楚后，经过中央专委会的讨论审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批准，在1992年1月，载人航天工程在无数人的努力下，正式立项。
接下沉重的担子
    提起立项，王爱书回忆说，那时侯总装备部的领导传达李鹏总理的讲话说：“国家有三大工程被列为重点工程项目。一是京九铁路，一是三峡工程，再一个就是载人航天工程。你们这一项可是壮国威，振民心的重要项目啊!”当时听到这里，王爱书顿时感到无比的荣幸，但同时，她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由于是第一次承担载人航天的任务，研制队伍面临着应该用什么样的研制流程，什么样的质量控制办法，在什么地方加严、怎么加严、怎么控制、怎么检测等等
 一系列问题。王爱书顶着巨大的压力，全力配合了总师系统，带领队伍一个个研究，—个个解决。
    由于一分院是多型号并举，20世纪 90年代后期，对外发射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载人航天工程初样研制任务经常被排到后面。王爱书回忆，那段时间，她经常是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进度受阻，一院受了批评之后，她决定紧急召开这个型号的全院工作会议，在全院动员大会上，地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全部责任，声泪俱下地作了检查和动员。在给研制队伍做动员，鼓舞他们的士气时说：“我们承担的任务是一项给国家壮国威、振民心，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史无前例的大工程。我们有能力把丢失的进度赶回来，我们不能被闲难吓倒……”也就在那个会上，王爱书提出了“七抓”的要求——抓思想、抓机关、抓管理、抓目标、抓岗位责任制、抓措施、抓指挥调度的有效性并在每一抓里面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的要求与做法。
    在初样转试样阶段，王爱书除了抓好各部件、各系统的转阶段评审之外，又特别提出了“三个单独评审及两个必须做”的建议，经总师批准后，正式组织实施(总指挥当时在外执行别的型号任务)。
    困难并没有因为王爱书与同事们的努力而减少，相反地，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如潮水般袭来，在试样研制阶段，最大的难题就是研制周期短。生产过程中需要加严，生产出来检测的项目比别的型号多得多，使得长征二号F火箭的进度与工程总进度的要求相差四、五个月甚至半年。
    有的厂长在院工作会上反映说：“我们已经开了很多会了，就是落实不下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王爱书决定，深入一线—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安排，她首先来到进度相差最多的811厂，落实伺服机构任务。她—到，主管的厂长就说：“我把各车间的负责人、工艺员、老工人都请来了，我实在没招儿了，请王总主持吧。”
    王爱书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他们有丝毫的畏难和退缩的念头，于是，首先给他们讲了任务的重要性，接着说：“既然厂长把会议交给我主持，今天不落实下来决不罢休!今天只能提问题，提解决办法，不能说干不—了，困难肯定是有的。不难，上载人航天工程就不需要论证这么多年，也不需要经过中央专委讨论，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厂。不难，就不是少数国家有载人航天技术，而是大多数国家都有了。我们中国的航天人就应该有这个骨气说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接着，王爱书说：“请各车间把工艺规程拿来，我们要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研究，一定找出既保质又可加速的办法来”。到会的这几十个人毕竟是厂里的精英，在王总这样的工作态度鼓舞下，他们解放了思想，也改变了态度，在七个半小时的研究过程中，他们连饭都在会议室边开边吃的，什么改进工艺、交叉作业、平行作业等办法都提出来了。为了保险起见，会议还决定关键部位增派有经验的工艺员和工人，明确领导责任制等很多措施，各车间边讨论边画出新的流程图，任务终于基本落实下来，全厂上下也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厂长钦佩的说：“王总，还是你有办法，也能镇住局面，比我们开会时强多了!”
这样的事情“上演”过很多次，整流罩、静力试验、平台、控制系统等都是特短线，每个项目的落实都得协调若干次，有的还要交给院领导协调后拍板定案。王爱书平时的工作中不知道解决了多少个这样的大小难题，她在总指挥和总师的领导下，带领着研制队伍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最终，保质按时的完成了试样阶段研制任务，通过了靶场合练，遥一火箭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培养年轻人是我的责任!”

    国家决定启动载人航天工程，其中还有一个卜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项工程带出新一代的航天人。作为运载火箭系统副总指挥，王爱书深深地明白自己直接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平时的工作中，王爱书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视提高自己的修养。因此，在业务上，她能够指导年轻人；在作风上，她能够影响年轻人。
    王爱书对待年轻人十分严格，她回忆起了这样两件事：有一次，她到综合计划部办事，一推开门，有几个人笑了，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呢。”王爱书也笑了，问：“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呢?”其中一个女同志说：“我正在跟他们讲，我在做某型号研制程序图的时候，弄了一天一夜，您看过之后，只保留了几个地方，其他全部划了叉，让我重新来，好在您给我认真的讲了一遍为什么都打叉，让我受益匪浅，我又弄了一整天，您看了之后，肯定不少，可划叉的电不少，还要我重新画，我当时气得恨不得咬您几口。可现在想想，我工作这么多年来，还是跟您干的时候收获最大。”王爱书说：“这一句话，对我的评价可不低呀，就是被你咬两口也值得啦!”
     还有一件事，在她做规划预研处处长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做全院推广CAD、CAM新技术研究计划时，写了一稿又一稿，却被王爱书一次次否定，并一次次讲解，之后又一次次的回去改。开始时问他烦不烦，他说：“不烦，学习嘛!”第六次改稿时，问他烦不烦，他含着眼泪说：“不烦，我知道您是为我好。”王爱书说：“怎么能不烦呢?连我都烦了。其实这种办法比我自己改写费时费力得多，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这条路。长征二号F的研制程序、研制计划、各种专题计划、协调计划、各类文章的产生无一不是按此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带的队伍快速成长，培养年轻人是我的责任!”
    对待职工和下属，王爱书除了严格要求外，还总是用十分的鼓励和爱护去激发他们十分的斗志。她对基层提出的需要增加设备，需改善的条件，设计人员、工人连日加班的加班费等一些要求总是一一记在心上，设法加以解决。她还提起了这样一件小事：总体部三室在搞整流罩设计时，由于年轻人设计经验不足，走了弯路，当时，上级领导批评了他们。这些年轻人虽然也有委屈的一面，可干起活来仍然十分拼命。为了赶进度，他们吃睡在办公室，夜以继日的工作，王爱书得知消息去看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个个脸色发黄，
 眼睛红肿，很是心痛。正好，那天晚上，她接待的几位俄罗斯的专家送给她一大盒巧克力，王爱书立刻转交给了他们的室主任，让他交给加班的人，以示慰问。在王爱书看来，这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可不久前她碰到那个室主任时，他还提起了这一盒巧克力给予他们的鼓舞。
很多曾经在她手下工作过的人都说：“跟她干，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是在她这样的鼓励和带领下，这支队伍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航天传统和精神，迅速成长起来。在研制任务遇到的重重难关面前，这支年轻的队伍没有丝毫退缩，而是人欢马叫齐上阵。
“人总是要奋斗，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

    工作和家庭，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定论。作为男性，在外拼搏的时候，总会有妻子在默默地支持。而王爱书这个奋斗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女性，没有选择在家相夫教子，而是选择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其间更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
    1999年10月，长征二号F火箭遥一火箭的发射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王爱书所有的努力有了结果的时候，在她登上事业发展的颠峰的时候，她却退休了。在家这几年，王爱书也很忙，但不是忙工作，而是忙治病，她说，很多在以前工作的时候能坚持的病痛到了现在都难以坚持了，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慢慢来治。
    其实从1983年起，王爱书的腿就基本没有蹲的功能了，靶场合练的时候，在 100米高的厂房里，出现了问题需要解决，王爱书为了节约时间很少坐电梯，经常会走楼梯，爬上爬下，这使得腿部疼痛愈加严重。有时候医生追在她的后面询问她的身体状况，王爱书也总是说没事。直到腿肿得实在厉害了，她才去医生那里拿点药维持一下。
    就是因为这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几十年来的病全变成了顽疾，这几年，王爱书一直被病痛折磨着，成了医院的常客。对此王爱书没有丝毫的后悔。她乐观地说：“只要坚持治疗与锻炼相结合，身体会好起来的。”
    王爱书的丈夫也是一名航天领域的大忙人。在她为工作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作为所长兼任风云二号 CDAS地面站副总指挥的丈夫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最困难的时候，王爱书每天的日程都被会议排得满满的，特别是代理总指挥工作的时候，她一般情况下—天开两、三个会，有时一天开四个会。别人上班，她开会，别人下班，她开完了会还要留在办公室花上两三个小时处理文件，等到七八点钟回家推开门的时候，总会看见两个孩子眼巴巴地坐在家里等她做晚饭、等到吃完饭，十点多，孩子们睡着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袋里仍然在回想白天的工作，哪里做完了，哪卫没完成，留有什么尾巴，明天上班该怎么处理，怎么安排接下来的工作等等。第二天一上班，她马上把自己晚上回想的事情做好安排，才稍稍松口气，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去。
    1994年9月，在她工作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母亲病倒了，虽然就躺在家里，但王爱书照顾老人的机会仍然非常少。有一次王爱书要赶去无锡开会，研究第二年的工作计划与所需经费。临走时，丈夫一直追到大门口对她说：“你不能走了，看样子母亲情况很不好，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王爱书心里为难了，但她说出来的话却是：“我是主管计划工作的，不能不走啊，我不走明年的任务怎么安排，要是完不成怎么办?”带着难受和牵挂，王爱书离开了北京。9月31号，王爱书回到北京，母亲已经病危了。10月4日，母亲与世长辞。王爱书说现在退休回家，有时间了，母亲却不在了。说到这里，一直谈笑自若的王爱书眼睛湿润了，没有再说下去……
    良久，王爱书说了一句：“人总是要奋斗的，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只这一句，饱含了王爱书对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付出和牺牲的慨括。我想，除了王爱书自已，恐怕没有人能够体会出这句话背后的辛酸。
“我的休闲也是工作!”
    当问起她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时，她说，工作的时候，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自己的任何时间都被工作排得满满的，吃饭睡觉都只会想着工作。也只有从这样一位为工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全力以赴拼命去工作的人的口中，才能听到这样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没有别的休闲和爱好，我的休闲也是工作。”
    “咱们中国人，行!”说到从事航天工作几十年的感受，王爱书斩钉截铁地说，“咱们的队伍，不计较个人得失。给钱，干，不给钱，也干；给钱多，干，给钱少，也干。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咱们都做到了，这是一份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便是王爱书对这支队伍的评价。说到今年即将进行的遥五火箭首次载人飞行，她说，自己参与和目睹过遥一火箭的工作和成功，觉得这支队伍有很好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她相信，成功过四次的他们一定能够圆满的完成这次任务。
    从王爱书坚定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种东西，那就是信仰。也只有像王爱书这样把自己对航天事业和祖国的热爱变成一种信仰，才会有几代航天人在航天事业中取得的成功。也只有这种成功，才会把祖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威壮大到现在的程度。而在为这种信仰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乃至牺牲之后，他们仍然会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过程的快乐。我认真的做一件事，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之中，曾经急过，哭过，病过……这种付出与牺牲虽然很多，但最终成功了，我享受了这个过程的快乐，足矣!”(邓林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