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篮里花儿香，请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首清新优美的《南泥湾》不知醉倒了多少人，而随着这首70年前创作的革命歌曲广为流传，在中华大地上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中国的陕北有一个南泥湾。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南泥湾的具体地点，也不知道南泥湾的历史由来，年轻人更对南泥湾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但是，只要一听到《南泥湾》的旋律，有太多的人立刻就会想起延安，想起了大生产，想起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南泥湾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标记，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人们依然没有忘记南泥湾，想念南泥湾。这份记忆不是单纯因为那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而是因为南泥湾背后蕴藏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现如今，“南泥湾精神”已经成“延安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党史工作者对延安时期革命史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延安所领导的“大生产运动”，是战争与经济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创举，永远地载入了史册，而“南泥湾开发”就是这段历史中最璀璨的明星。说到“南泥湾开发”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段传奇的历史竟和北京理工大学有极大的渊源，这就要从学校的前身——自然科学院说起。
1940年6月，经中央决定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并着手招生，为大生产运动和抗战建国培养急需的科技人才。那时自然科学院还没有正式开学，老师学生们陆续进驻，属于开学前的筹备阶段。那时，自然科学院的院长是李富春，副院长是陈康白，教师主要就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原班人马再加上陆续补充的教员，而乐天宇是原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后，留在自然科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就是在他的带领和力主下，发现了著名的南泥湾。
乐天宇，1901年出生，1916年考入长沙一中，1920年离开长沙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在1917年前后乐天宇结识了毛泽东，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汤（汤芗铭）”“驱张（张敬尧）”等爱国运动。那时毛泽东就读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个出色学生领袖，是新民学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5年，乐天宇毕业于国立北京农大，是位农学专家。1921年，乐天宇在邓中夏的直接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1924年入党。1938年，乐天宇在林伯渠的领导下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下半年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在边区建设厅工作，同时乐天宇也成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兼职工作人员。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更名以后，乐天宇留任自然科学院作兼职教员，1941年担任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林业局局长。
乐天宇到了日夜向往的延安以后，望着高耸入云的宝塔，碧水缠绕的延河，心中升起一种景仰的情愫。一天在一间窑洞式的土房内，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富春找乐天宇谈话。李富春操一口湖南腔说：“天宇同志，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转来你的档案材料，我们看了。你协助办事处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做得很出色。今天，恩来同志要我找你谈话，对你的工作做一安排，想听听你的意见。”稍稍停顿一会儿李富春继续说：“你到延安，是想当官还是不当官？”开门见山。乐天宇也是个痛快人，答道：“不想当官！”李富春站起来，拍着乐天宇的肩膀：“好，你先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毛主席讲的，延安要有自己红色的科学家。” 就这样，乐天宇留在了建设厅，同时也成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那时李富春也兼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院长。
刚到延安，建设厅没有安排乐天宇具体的工作，研究院的工作也不是很忙，事业心强的乐天宇哪里闲得住？他是北京农业大学林业系毕业的，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也要解决边区的很多生产生活上的很多问题，乐天宇想：要想改变边区的面貌不了解边区的自然状况怎么行？应该组织力量全面调查边区的自然地貌、植被状况。就这样，乐天宇根据自己的专长主动向李富春递交了考察边区森林的报告。不久，李富春批准了乐天宇的申请报告，并指示边区财政厅予以全力支持。
1940年6月14日到7月30日，在边区财政厅和自然科学院（此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更名为自然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乐天宇带领自然科学院的教员郝笑天、曹达，光华农场技术员江心，农校教员林山（也是自然科学院兼职教员），农校学生王清华，组成“陕甘宁边区森丽考察团”，由延安出发，经南三十里铺、华池口；过葫芦河，到大麦涧；由黑水寺到甘泉城；经杨家板、庙合，最后返回延安。历经47天，行程几百公里，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自然状况和植被分布情况，带回了2000多种植物标本，为摸清边区的自然状况提供了珍贵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事后，考察团将考察结果形成报告，上报给李富春和陈康白传阅，两位院长看后非常惊喜，对考察团的工作大加赞扬。富春院长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告）已成为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随后，将这份报告上报给中央领导传阅。
这份报告后来也摆在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后异常高兴，马上通过邓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把乐天宇叫到自己的窑洞里，他要亲自见一见这个湖南老乡。毛泽东见到乐天宇非常亲切，二人是老相识，很快就寒暄起来，讲起了20多年前在长沙的峥嵘岁月。往事重提，说起来真是带劲，俩人这一聊就没个完。说话间毛泽东挥着手：“俱往矣！”邓洁接过话茬：“那还看今朝。”毛泽东说：“对，我们要面对现实。”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当前的形势，说：“我们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国民党的军队是一道，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又是一道，加上边区本身的贫穷、落后，这是我们面对的许多困难。我们既要有强大的军队，也要有科学家队伍，还要有突破敌人经济封锁的生产大军。天宇，你的报告提的意见很好，富春同志的感言也令人深思。大生产运动一定要开展。天宇，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乐天宇胸有成竹地说：“主席，在这次考察中我发现延安县南部有个固临镇，进去有一大片丘陵地区，方圆八十余里，有田地，有沼泽，也有森林。开发起来，会变成江南的。”毛泽东追问：“离延安有多远？”乐天宇扳着手指，接着说：“大约80多里。”这个地方属延安县，是个三角地带，与胡宗南的地盘，不过一水之隔；东与阎锡山的统治区相毗连。”毛泽东紧皱双眉思索着，仿佛有根神经刺激了他。马上一怔，“你是说——？” 敏感的乐天宇补充说：“我看还是一个屯兵于农的理想地方。”毛泽东听后舒展双眉道：“好！请你与党中央办公厅的王首道、邓洁一道去考察，看能不能开发？然后，你写个报告，让中央研究决定。” 乐天宇高兴地回答：“太好了！”
就这样，乐天宇在王首道、邓洁的陪同下又踏上了考察之路。路上王首道、邓洁二人被路上的美景惊呆了，真没想到边区还有这样水美草美的地方，这在贫瘠的陕北高原真是个奇迹。再看乐天宇，只见他背着个羊皮口袋，一路上一边为二人指点一边不停地写写画画。不时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什么，羊皮袋在肩上晃荡不止。王首道和邓洁几乎是同时上前，又几乎同时说道：“你背着他，写写采采多么碍手碍脚。”他们伸手来拿羊皮袋。 “这是百宝袋，可不能给你们。”乐天宇说的很干脆，笑得很憨厚。其实这里面放满了各种资料卡片，还有杜鹃、山梨、银杏的标本，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土壤。乐天宇走到哪里都不忘收集这些宝贵的资料。
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让王首道和邓洁增添了不少感性认识。在乐天宇的讲解下，王首道和邓洁也懂得了不少大气候与人类、生物密切的关系，以及对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影响。没想到，执行这次工作任务竟成了一次快乐的“科普之旅”。在四十年代的延安，三个知音有缘相遇并找到了一块被他们认为是“神奇的土地”，大家心里真是异常兴奋。末了，他们更坚定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凡是有利于发展农林牧生产的气候、土地、环境，都是边区人民渴求的。
回来以后，三人寻找时机，要向中央详细汇报这次的考察结果。一天，延安农业界人士来到边区农校的一间教室内畅谈发展边区农业生产的感想，主持座谈会的是党中央分工管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席间乐天宇抓住时机向总司令介绍这次考察经历，他发言说：“土能生万物，地可降千祥。土地祠前的对联，真是我们人类科学的总结，发展大生产，必须有生万物的土地。这次毛主席要我和王首道、邓洁三人去考察了一个地方，那个荒凉的处女地真是一块宝地。它在延安县南边80里，从固临镇进去有大片土地，方圆80余里。那里土地广阔肥沃，人烟稀少，形成一个适宜生产的小气候圈。那里有田地，有森林，有丘陵，有水草，种什么出什么。那个地方，要是移民植垦，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粮仓；如果囤兵于农，又是巩固边区的堡垒。”朱老总听得十分认真，当他听到乐天宇谈到那个地方：要是移民农垦就是一个天然粮仓，要是屯兵于农就是一个巩固边区的堡垒时，朱德接口道：“囤民、移民、牵涉面大，这是我们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事。我们要调军队屯兵开垦，还要动员机关学校也去殖垦，发展生产。”散会时，朱老总留住乐天宇，又问了很多情况，表示自己想到实地看一看。
没过几天，朱老总骑着马，从王家坪住地来到了杜甫川自然科学院，朱老总找到乐天宇，让乐天宇和他一起去实地考察。乐天宇没想到朱老总行动这么快，赶快准备起来。当乐天宇看见朱老总带来的十几匹马时，更是高兴万分，马上通知自然科学院的几个学生，骑上了朱老总带来的马，一同奔向了固临镇。
朱老总一行人来到了固临镇，朱老总也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吃惊，他一边看一边高兴地对乐天宇说：“天宇，这次不虚此行。座谈会上，你发言有独到的见解。现在我又眼见为实，这个地方确实吸引人。”乐天宇笑了，指着一片水草丛生的沼泽地，说：“这块烂泥洼有福，惹得我们总司令来拜访它。”朱德又道：“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从此这块“烂泥洼”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泥湾”。
这次考察回来以后，乐天宇写成了《开发南泥湾计划图说》上报给党中央。毛主席仔细翻阅这份《开发南泥湾计划图说》，眉宇飞扬，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被人遗忘的南泥湾，今天被这个九嶷山人（乐天宇的家就在九嶷山下）发现了。在这之后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开发南泥湾的决定，并派120师359旅和中央机关等单位的干部和家属共同开发。
很快一面开发南泥湾的旗帜，飘扬在南泥湾这块处女地上。边区政府建设厅南泥湾垦殖处的牌子竖立起来了。“120师359旅南泥湾垦殖场”的牌子竖立起来了。一次一位男干部问乐天宇：“我们是不是要把这里的森林保护起来？”乐天宇说：“不仅保护，还要发展，在这里，我们要种果树，还要种棉花、烟草、甜菜，让边区人民不仅有木炭烤火，还要让人民吃到哈瓦拉的烟、自制的红糖。”乐天宇忘我地在南泥湾奔忙，劲头十足，曾经连续工作18个昼夜。后来乐天宇还从三原购买了九大车棉籽，又从武功运来甜菜、南瓜种子和果苗，为南泥湾的全面开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建设，在359旅和中央机关干部、家属的共同努力下，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成了陕甘宁边区最出名的米粮仓。1943年，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口气便写出这首《南泥湾》的歌词，25岁的作曲家马可立即为其谱曲。使得首歌曲传唱至今，经久不衰。而“南泥湾开发”被当作大生产运动中最成功的典型事件，永远地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而作为“南泥湾”的发现者——乐天宇和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也因此感到万分的光荣，他们和南泥湾一起被后人永远的传诵。
注：本文参考书目
1、赵海洲著的《发现南泥湾的前前后后》
2、曾松亭著的《毛泽东的九嶷山友人——乐天宇》
3、谢簃主编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
4、1940年8月9日《新中华报》“森林考察团返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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