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新闻】红旗下的求索
发布日期：2009-09-30 阅读次数：
来源：《科学新闻》杂志2009年9月30日出版 第18期 （总第404期） 摘编：新闻中心 国庆
编者按：60年前的那次迁校，华北大学工学院走完了从红都延安到新中国首都的长途跋涉，这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始在新起点上诠释政治与技术的结合——红旗下的求索
9月18日，国庆60周年演练进入最关键时刻，北京交通管制贯穿全天。
这一天，87岁的严沛然坐在他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家中，颇多感慨。建国60周年大庆，这对于他有更多的含义。60年前，他所在的华北大学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大工学院”）成建制地迁入北平，融入共襄建国大业的洪流。
华大工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最早可上溯至1940年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这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69年间几经变革，名称先后变更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华大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
60年前的那次迁校，华大工学院走完了从红都延安到新中国首都的长途跋涉，站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起点上。
延安自然科学院时期，学员在进行试验。
北平新“生”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拉开帷幕。
此后不久的10月8日，华大工学院在井陉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它刚刚由北方大学工学院和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合并改组。在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的直接领导下，华大工学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学结构，如大学部、高职部、预备班等。
整个三大战役的进程，对于华大工学院的师生们来说不啻一次历时数月的节日。每天的三顿饭和晚上的时间，他们都把仅有的一台收音机搬到饭厅，收听新华社的新闻和战报。
严沛然于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后投奔解放区被分配到学院工作。在他的记忆中，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明朗，学院陆续承担了一部分接管任务，一部分教师和近半数学生被调到北平和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6月18日，时任华大工学院副院长的曾毅也奉命带领一个接管小组抵达北平，代表华北大学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接管北平中法大学。严沛然是接管小组成员之一，负责图书馆的接管。
彼时，华大工学院迁入大城市已成定案，全院曾一度等待迁入太原，可是平津却先获解放，因此，上级就调华大工学院迁移至北平。在此期间，学院不断与中法大学联系，酝酿着进城后两校合作的事宜。
8月7日，华大工学院第一批人员由井陉出发，至8月底迁校结束。
这批身着冀南“籽花布”（一种土黄色棉土布）制服、头戴八角帽的学生到达北平后，集体出行不坐车，上街列队行走。他们无论是在衣着上还是在言行上，都与当时北平的大学生大相径庭。而在随后的几次为开国大典作准备的义务劳动竞赛中，华大工学院的学生显露了峥嵘，几次夺得劳动冠军。但是，当时各学校中轻视劳动的人还比较多。有些人不服气，不无嘲讽地说华大工学院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管理，农村的劳动力”。
进城后，华大工学院代院长恽子强调任华北人民政府华北高级教育委员，以后又担任协助组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学院的领导工作实际由副院长曾毅主持。
借教室开学
初到北平，华大工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暂住在位于东黄城根的中法大学校舍内。此时的他们充满着乐观，满以为学校搬入大城市后将有较好的学习及工作条件，使学习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但在开学前，学院突然接到命令，让搬出中法大学校舍。当时，解放区大批机关、单位进京，房屋十分紧张。今年82岁的匡吉回忆说：“我们接收中法大学是代表华北大学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而不是代表华大工学院。”他也是当年接收小组的成员之一。
由于事前完全没有准备，华大工学院当时的情况相当狼狈。例如，因为没有校址，当年没有招收本科生；学校既无实验室又无仪器设备，学生的理化实验无法进行。不得已向中法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助，勉强得以在两校学生实验以外的时间借用其理化实验室及仪器。
1949年10月，华大工学院师生借住到中法大学南锣鼓巷房舍。宿舍情况非常糟糕，学生睡通铺，最挤时每人所占宽度仅达两尺。由于没有运动场，学生们只能在院里轮流做早操。由于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再加上较差的卫生条件、缺乏运动机会等，生病的人很多且很容易传染。
华大工学院曾就物资仪器作了三次预算，房舍预算也奉命作过几次，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每次奉命作预算时，常是全体工作同志停止其他一切工作专门突击，预算作出后常无下文，有些同志因之产生不满情绪。”1949年冬，恽子强和曾毅致函新的主管单位——刚刚在11月由原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改组而成的中央重工业部，就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进行了说明。信直接寄送到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和副部长刘鼎的案头。
在陈述困难的同时，恽子强和曾毅也强调了期望能建成一个新型的高级工业大学，以及办成这类大学的可能性。他们在信中说：“据在工学院兼课的教授讲，学生平均水平比北京市最好的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学生的政治与科学水平及思想作风均好，值得培养。”希望重工业部支持解决。
情况从1949年12月开始好转，华大工学院迁入自购的钱粮胡同民房。匡吉说：“由于当时北平的物价波动严重，通货膨胀剧烈。所以这两个四合院是用布匹换购的。”
1950年6月，在中法大学停办后，华大工学院正式使用该校校舍。
中央领导人与我校教师合影
重量级后盾
尽管迁京之初，华大工学院与中法大学两校合并的问题暂时尚未议定。但华大工学院方面已经在规划以中法大学为基础的扩充发展蓝图，在教学设备和教授聘请方面都拟具了以中法大学为基础的计划。
但是，与中法大学的合作方案迟迟未出，此时又有人提出将华大工学院并入北京原有的某大学的工学院。此提议为刘鼎所反对，他坚持要将华大工学院扩大规模，单独办下去。刘鼎在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派在张学良身边，并且参加过张学良与中共在延安会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政府高层中人脉颇广。因此，他的力挺对华大工学院相当有利。
戏剧性的转变出现在1950年6月16日，中法大学呈文教育部和重工业部，表示愿与重工业部下属的华大工学院全面合作，在业务上受重工业部领导。
是年6月至7月间，中法大学数次召开校务委员会直至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等不同规模的会议，就“中法大学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
7月24日，在教育部会议室召开了中法大学第二次扩大校务委员会，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示：“应本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毛主席稳步前进的指示、同学利益和群众利益四个原则，慎重研究后，再作决定。”
教育部10月6日下发第811号令，决定中法大学于1950年暑假终了后停办，该校原有之文史系、法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合并于华大工学院，以上三系学生如有不愿去华大工学院者，可去北京大学就学。
最终，中法大学师生员工共182人到华大工学院报到。
对于来自上级的鼎力支持，严沛然感受颇深。从井陉时期的华大工学院成立大会，到进城后多次在黄城根礼堂的集会，刘鼎和师生们见面的机会较多。对于学院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刘鼎只要知道了就会悉心帮助。严沛然回忆说：“一次为了实验室建设，要到华东了解、调拨一些国内还难以解决的仪器设备。刘鼎亲自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找时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的汪道涵，请他协助。”
在设备添置费方面，除由中财委批准的经费外，重工业部从部长基金中划拨一半作为该部补助工业教育的费用。其中大部分都用来补助华大工学院购置设备。
作为对重工业部办学支持的回报，华大工学院紧密结合当时重工业的急需，在原有的机电班、冶金班、预备班、高职部等班级的基础上，又以办专门训练班的形式为重工业部培育了当时急需的人才。如为迅速恢复国家钢铁工业的急需，于1949年10月调整扩大了冶金专修班；为摸清国家矿藏资源的底数，于1949年11月创办了物理探矿培训班等。
此外，重工业部鉴于当时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批前苏联专家即将来华，极度需要一定数量的胜任口译、笔译工作的俄语译员。要求华大工学院迅速筹办一个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专修班。
通过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俄文专修科的招生广告，并经过笔试和口试两阶段选拔，11月底，华大工学院招收了第一个正规化的大专班，实际报到94人。
何长工在俄文专修科开学典礼上说：“苏联掌握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是要大家都去学俄文是不可能的。有你们这个班先学好。作为桥梁和媒介……重工业部一定为你们撑腰帮忙。”
重工业部对俄文专修科的迫切需求是溢于言表的。何长工对俄文专修科学生说：“你们来了，就算卖到班里来了。不准请假。与俄文不相干的事不干。每一种活动都要联系俄文。”
俄文专修科第一批四个班培养出来的翻译，最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俄文译员中的一部分。
教授攻略
1949年底，当华大工学院暂时缓解了校舍尴尬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师资。华大工学院原有教师30人，此时任教的只有18人，其他人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与之对应的学生为125人。
一个好消息是，当时各大学仍沿用每学年对教师发一次聘书的制度，学校可以选择教师，教师也可以选择学校。
看到这一机会，恽子强和曾毅于1950年4月向重工业部紧急报告，要求设法解决校舍、师资、图书、实验设备等具体条件。其中关于要求聘请教授的报告中说：“上学期所聘各教授，绝大多数学问根基均佳，可惜系兼任，在他校工作过忙，无法争取其全部来校辅导学生学习，深入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而各班教学小组及各科研究小组均不能成立，教务会议亦难以召开，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大受影响……东北各大学、海军学校、煤炭学院等均在多方找人，但目前教授甚缺，因此如有学问经验丰富者应立即下聘，才不至于去年下学期发生班已编成、而教授未得，或须以兼任凑合等情况，影响学生学习。”
这一报告送交重工业部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从当年5月起，华大工学院就与重工业部的教育委员会结合，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诚聘教授的工作，其规模、效果、速度，就是在今天，纵观北京理工大学的发展史，也是空前的。
华大工学院作为一所来自老解放区的新型高等理工学院，与新中国重工业的建设紧密契合，这对渴望工业救国和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教授、副教授们极具吸引力。同时，在应聘教授的过程中，华大工学院通过各种关系为应聘者提供了扎实的服务，如预支路费及生活费等，这让教授们感到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尊重知识和人才，有发展前途。全国各地很多知识分子都慕名而来。
通过自荐、推荐、邀请、争取留学回国学者、登报延聘、要求多分配大学毕业生等多种方式，到1951年10月，华大工学院教师总数达到213人，其中教授65人，副教授24人。很多人都是全国知名的专家。例如，数学、力学方面有张翼军，物理方面有马士修、王象复，化学化工方面有周发岐、张汉良，冶金方面有颜鸣皋等。“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教师阵容在全国工学院中很强。”匡吉评价说。
在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华大工学院在生源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华大工学院当时实行的供给制对家境不富裕的学生相当有吸引力。国家供给学生食宿和衣被，免收学杂费和书本费，还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在今年83岁的田书琴的记忆中，“这在华北地区的大学中是唯一这样做的”。田书琴是从晋冀鲁豫边区参加工作，后来调到华大工学院，对华北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
更让学生动心的是，华大工学院在系和专业设置上与国家重工业建设相对接，就业很好。当时不少考上华大工学院的学生同时也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校，这些学生经过再三比较后，不少人选择了华大工学院。
到了1951年，学院已发展有7个工程学科的系级机构，其中5个附有专修科，还另设俄文专修科和一个干部班。有学生1300余人。这一年，华大工学院的新生录取成绩位列全国首位。报到新生为录取人数的91.74%，比前一年29%的入学率有了完全的改观。爆炸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更光，“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二任总设计师范士合，雷达及信号处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就是51级学生。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在井陉已经建立的预备班。华大工学院把30余名年纪较小、功课较好的同学单独编班，进行强化教育。中国著名火箭专家王之任、原海南省省长鲍克明等，都是预备班学生。
当时很多干部子弟都想挤进预备班。在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学校处任职的李承文就曾给曾毅来信，信中写道：“近来要求入我们的预备班的人不少，刘部长既难拒绝，因为都是些重要干部的子弟，直接送你处理困难也许不少，如对这些人不加培养也是一个损失，我意解决一下，在一定条件下收一班补习生，请你考虑一下。”
1951年8月，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前苏联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一预备班出来的。田书琴说：“周总理亲自送的他们。”
方针之争
在严沛然看来，曾毅对华大工学院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他早年留学法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导过革命活动，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一般人只是为胜利所鼓舞，更多的是陶醉，但曾毅却想到了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因而对干部及时提出了学习问题。他在1948年的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要读书：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是要搞建设的，搞建设光有热情是不行的，必须有知识。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而又引以自夸的愚昧现象：“常常举起你那又粗又黑的大手，歌颂着贫农出身和光荣的历史，什么也不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曾毅的这番话让习惯了搞运动、抓思想改造的教师职工颇不适应。不仅工农干部，就是知识分子一般也难以接受。人们误认为这是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的贬低和打击。因为时值战争环境，斗争艰苦，很少有学习机会。
这一矛盾暂时被接踵而至的繁忙工作压了下来，华大工学院进城后，刘鼎曾亲自出面，在灯市口原机械工程学会会议室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了必要的调解。
当时，解放区各院校进京后，有的和旧大学合并，有的改组。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在新条件下有没有用，学校应该办成什么模式等，华大工学院校内有争论，校外也有不同看法，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统一。
此时，曾毅坚决主张将华大工学院独立发展为一所新型的工业大学。他的主张得到了刘鼎的全力支持。
从1951年2月开始，围绕办学指导思想问题华大工学院召开了四次党总支委员会，统一党政领导的认识。同年4月27日，曾毅在《关于教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华大工学院的新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一致”、“政治与技术结合”、“通才与专才结合”。从4月开始，用9周时间，组织全院教学人员进行新教育方针的学习和讨论，把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结合起来，统一了把华大工学院办成新型大学的指导思想。
曾毅对“新型”的解释为：一是教书教人的统一，以教人为主要任务。华大工学院具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与教学方针，不是为教学而教学，为学术而学术。二是“以教授为中心”，其他都是围绕此中心，配合工作。因为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而学生又是教授直接培养的，所以教授是学校里的决定性部分。三是“尽力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精神”。
光环背后
一所学校的教学特色和经验，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曾毅指出，根据我们的办学经验和认识，华大工学院和过去旧大学比较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第一，学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紧紧地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来办学的，以培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需的人才为明确的目的。第二，学校具有鲜明的国防和军工特色。学校按照延安自然科学院老院长徐特立提倡的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
此外，华大工学院建立了一系列新型的教学方法。比如坚持教授自主授课的原则。虽然强调课程教学的计划性，但没有指定的教科书，也无统一的教材和讲义，各位任课教授自行拟定讲授提纲，编写教材或参考资料，鼓励融入教授个人长期形成的教学观点与学术成就；所有课程均参考国外教材，但要求教师全部自编中文讲义。这是建设中国自己的高等工科教材的开创工作。同时可以节省学生精力，减少语言困难，提高学习效率；建立学习“辅导答疑制度”。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将华大工学院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决定北京工业学院由为重工业建设服务转向为国防建设服务，响亮地提出了“培养红色国防工程师”的口号。
此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第一辆轻型坦克，第一部低空测高雷达，第一台集机、光、电技术于一体的大型天象仪，中国电视第一频道，第一枚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红箭73反坦克导弹等等，都设计或诞生于斯。
在这一连串国防科研领域的光环背后，华大工学院在学科发展上亦留有遗憾。
由于过分强调学习前苏联以及建立重工业和兵工专业，华大工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有计划地予以组织。直到1956年才开始承担国家规划的科研任务。同时由于军工涉密的要求，学校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保密状态，造成社会知名度与其成就不相称。
资料显示，长期以来，学校在科学研究的选题上，主要从事项目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这两者分别占60%和30%以上，而基础性研究只占10%以下。选题的层次较低，主要是适应国家当时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基础研究薄弱仍然是学校面临的大问题。
对此，在北京工业学院时期曾担任副院长的严沛然深感惋惜，像恽子强、张翼军、周发歧、张汉良等一批教授当时都没有开展科研，“这几位老前辈、学术上的旗手，本来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但在整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几员大将。”严沛然说。
（感谢北京理工大学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史料》,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史料》编委会, 1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华大工学院史稿》, 《北京理工大学校史丛书》编审小组, 1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北京理工大学志》, 《北京理工大学志》编纂委员会, 1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4]《华大工学院回忆录》, 《华北大学工学院回忆录》编辑组, 199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5]《从延安走来——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学道路》, 主编谈天民, 200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附： 北京理工大学简史
北京理工大学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是一所理工为主、工理文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建国后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是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是首批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高校之一。她的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6年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与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大工学院，1949年迁入北京，1950年，中法大学校本部和数理化三系并入，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将华大工学院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