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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教师 魏宸官

〖第739期〗

    我是195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在2004年8月,当我培养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答辩后，我一生的教学任务就结束了。此时，突然发现，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五十年的历程。
    什么是创业？有人认为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其实并非如此。有时候，创业是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是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完成的。但是这个过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从无到有，从零开始”。
    我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五十年，参与了这样一个创业。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国家创建了培养“坦克设计和制造”人才的坦克制造专业。
    旧中国没有坦克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没有中国人制造的坦克装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装备了大量的苏式坦克。为了保证这些坦克的作战能力和训练需要，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坦克发动机修理厂和一个坦克大修厂。后来相应在各地建立了装甲运输车、轻型自行火炮，水陆两栖坦克的修理厂，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在苏联帮助下，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能正式生产国产中型坦克的工厂。但当时，新中国还没有一所为这些工厂培养和输送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特别是能够培养设计和制造坦克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新中国的坦克事业需要这样一个培养制造坦克技术人才的专业。
    在北京工业学院改为国防院校之际，这个任务落在了她的身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决定在北京工业学院设立一个坦克系和坦克专业。
    这是新中国高等院校从未有过的专业，这是中国的第一。它的建立只能从零开始，从无到有，走创业之路。
    1954年底，当根据中苏合作协议聘请的苏联专家，尤里、彼得洛维奇、诺维柯夫来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正式迈开了创建专业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苏联专家未来之时，系里已经集聚了一批人才，他们有留德归来的蒋潮先生；留美归来的吴大昌先生、谢焕章先生、彭兆元先生；从英国和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耿耀张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陆葆成先生；其后，还有来自新中国建国前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如胡兢先生、刘修骥先生、王焕彻先生、吴兆汉先生、程昌圻先生和负责行政领导的系主任薛寿璋先生。再后，就是我们在1953年刚参加工作的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刘瑞森、王书镇、秦有方和我。 
    创业之始，最宝贵的是人，有了人，只要去干，就会看到事业的日益兴旺和发达。人是事业发展的最宝贵的动力。
    专家诺维柯夫是苏联高尔基工学院的副教授，学位是副博士，他是坦克方面的专家。初次见面，发现他的言语谈吐、行为作风像是个军人。后来相处，才知道卫国战争的时候，他上过前线，并且获得了少校军衔。他办事非常认真，时间概念很强，做什么事情都事先要有计划，特别遵守时间。与有关人员谈工作，一定做记录。他来学校之后，我和他一起工作时，就发现他有一个工作日记本，与人谈话必写记录，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很少涂抹，写错的，一定要擦了重写，也许就这就是苏联专家的工作风格。
    苏联专家诺维柯夫到校后，我立即成为由他指导的研究生，同时也成了他的一位专业翻译和助教。翻译是专家的耳朵和嘴巴，专家的一切活动与建议，需要我把它翻译后，告诉中国同志，而国内同志的一些想法，也必须通过我的翻译转达。因此，他们之间的活动，我都会知道。我不仅参与了创业阶段的事情，而且可能知道的要比别人多。
    建系后的第一件事，是制订培养坦克专业人才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是由苏联专家一手制订的。当然，当时也和中国的老教授和系里的行政领导共同讨论。但据我所知，这些同志们对此知之甚少。因此几乎是专家说什么，大家只能说“很好”、“同意”和“没意见”。
    苏联专家编写的人才培养教学计划，先交给我，由我把它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我等于上了一堂制订培养计划的课，从中知道了五年学习期间，要上很多的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还有四次实习课（构造实习、工艺实习、驾驶实习和毕业前实习），两次设计课，即一次课程设计和一次毕业设计。这些课程要安排在五年之内完成，而且要通过考试、考察和答辩。计划中规定，每周学时数不得超过36个学时。
    制订教学培养计划，如今的教学行政人员已经人人都懂，但第一次对谁都是一件新鲜事。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苏联专家制订的这个教学培养计划作参考，今天每个负责教学的行政人员，未必能那么顺利和轻松地制订出计划来。今天大家懂得并会制订，应该归功于第一个计划制订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教学培养计划制定好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编写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这个大纲规定了该门课程的学习时数、课程的主要内容、课程的作业和实践环节（包括实验和作业）等等。这个大纲使我们懂得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培养计划中，不仅规定要讲什么课，而且规定了这门课应该讲什么。这个规定，对于讲课教师是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讲课教师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发挥，更不能自己会的讲，不会的就不讲。大纲是教师上课的法典，大家都必须遵守。
    除了课程有教学大纲外，各种作业和实习也要编写有关的教学文件。例如，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各种实习都必须编写教学指导书。任何涉及培养人的教学活动，都必须有文件做出规定和约束。
    坦克专业创业工作的初步成果，就是编写和印刷出有关本专业的教学培养计划、教学大纲、各种实习和设计的教学指导书。这些文件材料是指导坦克专业建设的根本依据，此后的各项建设工作，可以依此全面开展。
    把培养计划从文字变成现实，也是按照计划开展的，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三材”建设：即教学人才（教师）的培养，教材的编写，实验室的建设。由于有了指导这些建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工作的开展有条不紊。
    首先是教学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担任讲授计划中规定课程的教师，年轻教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制定了一个进修计划。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每个人都要进修三门有关坦克的专业课，即坦克构造、坦克理论和坦克设计。最后，还有一个必修科目，即坦克专业的毕业设计。这些项目都要按照苏联的模式和大纲的规定，进行口试和答辩。同时，还要去坦克学校参加坦克驾驶实习，在校内进行汽车和拖拉机驾驶实习。这项工作开展以后，成果十分显著。因为，大致在两年后，教学计划规定的几门专业课、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相继由我们自己教师承担。在1956年，第一批通过坦克毕业设计答辩的本科生正式毕业。这个发展速度是极快的。
    第二项任务是教材的编写。当时适用于坦克专业的专业教材几乎是零。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教材，是由学校基础课教研室负责的，专业课的教材则应由专业教研室，也就是坦克专业的教研室来负责。因此，这个任务，也就落到了我们这一批参与坦克专业建设的教师身上。当时开设的课程至少有8门，即坦克构造、坦克理论、坦克设计与计算、坦克发动机构造、坦克发动机原理、坦克发动机设计与计算、坦克制造工艺学和坦克发动机制造工艺学。
    对于这些专业课的教材，最初的解决方法是依靠聘请的苏联专家来编写。建系以后，坦克系共聘请了四位苏联专家，他们是来自高尔基工学院的坦克专家诺维柯夫、来自巴乌曼工艺学院的坦克发动机专家尼格马图林、来自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坦克制造工艺专家柯西金，以及来自巴乌曼工艺学院的液力和行星传动专家普洛柯菲也夫。这些专家每人均为我们编写了一门专业课的教材，而且以身作则，分别讲授了这些课程，它们包括：诺维柯夫的坦克理论；尼格马图林的坦克发动机原理；柯西金的坦克制造工艺学，以及普洛柯菲也夫的轮式和履带车辆的液力传动。这些课程的教材分别由跟随苏联专家的专业翻译，在陪同苏联专家共同讲课时，将专家的讲稿译成中文，然后由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并交付使用。
    在这个工作中，我承担了其中的两项，即陪同两位苏联专家讲授坦克理论和轮式和履带车辆的液力传动两门课，译出了他们两人的讲稿，并分别在1957年、1959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成为当时本专业领域很重要的专业教材。
    苏联专家除了自己动手为我们编写教材外，还分别从他们所在的院校带来了一批有关坦克方面的专业教材，其中，苏联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工学院出版的《坦克理论》、《坦克设计与计算》等教材，对我们极有参考价值。
    这样大概花了2～3年的时间，就基本获得了坦克专业所需要的全部专业课教材，使在校学生能够比较正规地使用这些教材，接受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教育。
    此后，苏联专家聘任到期，离校回国，我们承担专业课的一批教师走上讲台，在多次讲授这些课程，取得了一些经验后，特别是有些同志，在参加了一些科研工作后，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独立编写了有自己体会和观点的新教材，使教材建设日趋完善。时至今日，它们仍是本科生培养的基本教学参考资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