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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十年前的今天，一位焰火业的门外汉把“大脚印”送上了奥运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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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14日，一条短信从北京发往纽约——“大脚印取消了”。

　　但176天后的2008年8月8日晚，一个金灿灿的“脚印”在永定门腾空而起。紧接着，每隔两秒钟，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就有一个巨人的足迹写在夜空。永定门——天安门——什刹海——北土城——“鸟巢”，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从1896年的雅典，一步步“迈”进北京。

　　十年过去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大脚印”庄严、璀璨、温暖、神奇，这是奥运会历史上最灿烂的一次焰火，也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一次焰火燃放。焰火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灵魂和语言。

　　璀璨的背后，谁又能想得到，“大脚印”是一件历时18年完成的艺术品；谁又能相信，竟是一位焰火业的门外汉，把“大脚印”送上了天，成就了这诗一般的构想。

　　“留两手好的，给奥运会”

　　2004年夏天的一天，正在纽约做演出的著名导演张艺谋被音乐家谭盾拉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谭盾的好友，名叫蔡国强，当时已是世界知名的视觉景观大师。

　　蔡国强所做的视觉景观自成一派，他最擅于把节日和庆典当成艺术主题去探索。他曾用焰火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上空做出“彩虹”的效果，也曾在纽约中央公园150年庆典上做出一个巨大的圆。因为他的参与，一些仪式性表演才有了艺术性主题。

　　三个人聊得很是投缘，话题自然扯到了4年后将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上。当时，张艺谋尚未被任命为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但他已经开始嘱咐两位朋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干，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做好。”“这两年，留两手好的，给北京奥运会用。”

　　其实不用张艺谋招呼，早在北京奥运会刚申办下来时，像谭盾、蔡国强这样蜚声国际的中国人，就已私下议论，要拿出点绝活，争一口气。2001年蔡国强在上海为APEC会议设计焰火表演时就曾说过，“只有在这种大型的国家活动中，才能实现这种规模的艺术梦想，这当中也展示了我们社会与艺术的一种关系”。

　　介入北京奥运会，是他们的夙愿。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又给这帮艺术家火热的心上添了一把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潭水”，象征着地中海文明，也象征着孕育西方文明的胎水。这个创意太绝了，它就好像一座峭壁，吸引了众多创意“攀岩者”。

　　2005年3月，北京奥组委向全世界的艺术家发出邀请——为开闭幕式做竞标方案。蔡国强立刻成立了一个团队，以他的工作室为主，像舞蹈家沈伟等一批一流的海外华裔艺术家都加入进来。他们对内自称“海外赤子团”。 

　　“赤子团”开宗明义：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只参加竞标，不当总导演。

　　“我们纯粹是为了干活来的，”蔡国强工作室主任、女艺术家马文说，团队成员都是些“好玩”的“主儿”，他们有点另类，有点前卫，有些人即使在西方也算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家。他们都长期生活在国外，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感情，愿意为国家做一些事，同时对于国际活动有一些经验，可以帮助整个开闭幕式提升国际性、现代性和艺术性。

　　在400多家方案中，“海外赤子团”脱颖而出，成为13家委托竞标团队之一。而他们提出的创意核心，就是“大脚印”。

　　“大脚印”酝酿18年

　　这个“大脚印”，在蔡国强的心里其实已经酝酿了18年。

　　1990年，蔡国强创作了一个名为《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第6号——大脚印》的作品，那是“大脚印”元素第一次出现。

　　拿普通人的眼光看，老蔡的作品绝对算是个行为艺术，颇为另类。

　　按照蔡国强最初的设想，他要在国境线的两边，做个两公里长的直线区域，设置200个外星人的“大脚印”。其中每个足印都由2米长的厚纸板制成，内装火药，再用引线串联起每一个足印。点燃后，200个脚印会在20秒内依次爆炸，就像是无形的生命体在瞬间“咣咣咣”地跨越这条本来不存在的国境线，根本无视国界的存在。

　　这个创意源自蔡国强的亲身经历。有一回，蔡国强要飞罗马，本该在阿姆斯特丹转机，但机场工作人员说不行。门口很近，几步路而已，没有转机的签证，就是过不去，只好转到瑞士，又从瑞士到罗马。深夜转机，又带着老婆孩子，自然十分狼狈。那个时候，他就想，问题就出在国界。这条线看得见，又看不见，它不仅阻挡了人们的往来，更意味着民族、文化和经济实力的界线。

　　想法很有趣，可惜，完成这个计划，要有两个国家的同意才行，结果胎死腹中。

　　1994年，“大脚印”又一次差点就问世了。

　　那年，为了庆祝登陆诺曼底战役50周年，蔡国强又提出了“大脚印”的构想。跟上回不一样，“大脚印”这次要走圆形路线，以逆时针方向在直径5公里的海上和陆地爆燃、奔驰，作为对历史的反思，也当做献给阵亡者的火光花圈。但是，来自昔日盟军的各国代表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创作计划最后一刻又被取消了。 

　　2003年，蔡国强又试图让“大脚印”飞上天空，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空绽放，当时就定名为《历史的足迹》。这是他第一次想到，用焰火把脚印打到天上。但在申办许可证的时候碰到了麻烦，“9·11”事件之后，这一“危险”的爆炸计划自然很难得到当局批准，只得作罢。

　　接下来的事情很自然：2005年9月的竞标陈述上，蔡国强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大脚印”。

　　“这个脚印，它在空中一步步走来，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线，它象征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也象征着北京的历史。作品跟北京的命运、北京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像一个看不见的巨人穿过中轴线而来。奥运就这样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体育场现场，也象征着中国来到了世界，走向了世界。”

　　当蔡国强用他那泉州味极重的普通话第一次在竞标大会上讲解“大脚印”的时候，全场出奇地肃静。

　　“不管谁中标，快找蔡国强”

　　竞标全部结束，最终确定了以张艺谋为总导演的团队。这个团队有7名核心创意成员，包括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的“铁三角”组合，来自总政团队的张继刚，来自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团队的陈维亚，剩下两个就是蔡国强和马文。

　　总导演的归属大概没多少人会觉得意外，而蔡国强和马文的入选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大脚印”的光。

　　据说，刘淇在给第二轮竞标总导演的五个团队开会时说，“你们谁要当了总导演，赶快找蔡国强，就做‘大脚印’那样儿的。”

　　2006年3月，7位核心成员开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团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400多份标书摆在桌子上，大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看看对方的创意到底是什么。

　　“当时心就凉了”，7个人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下来。有些方案比较保守，有些又根本不可能实现。

　　就拿张艺谋团队的一个点火方案来说，那火是在观众的喊声鼓掌声中，被声波推动慢慢送上去的。但问题是人们不喊，它就不上吗？喊了它才上？没法证明。所以连张艺谋自己都不再坚持了。 

　　但说到“大脚印”，大家却一致认为很棒。在蔡国强最初的设想里，北京中轴线上将有56个焰火发射点，每个点打出三四个“脚印”，总共凑够204个“脚印”，象征着56个民族大团结和参与本届奥运会的204个国家和地区。

　　在艺术家眼里，“大脚印”出彩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中国美学那种诗意的、写意的、在时间流转中酝酿的意境，这不是一个材料、一个空间就可以代替的。东西方的美学很不相同，比如说雅典找到的一潭水，中国很难找到一个材料就说明中国五千年文明。

　　张艺谋曾透露说，“大脚印”是创意小组最初众多创意中“硕果仅存”的一项。

　　到后来，创意团队不仅把“大脚印”作为一个亮点，也作为一个引子去思考，从这个“脚印”走进开幕式晚会开始，然后是运动员踩出万紫千红的脚印，唱主题歌时，“地球”模型上沿着纬度大跨步跑的人，还有最后李宁点火时举着火炬大踏步环场一周。

　　在蔡国强和马文看来，“脚印”是这次奥运会上的一个行为艺术，是艺术家参与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核心理念。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就连蔡国强最初也没想到，后来会遇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边跑一边建汽车”

　　“大脚印”方案既定，下一步就是如何实现。

　　传统焰火弹和礼花弹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因为从理论上根本行不通。那种像花朵一样绽放的传统焰火，内部其实是一个个“火药丸”，燃放时图案直径至少有30米。如果用一组这样的焰火弹来组图，并让地面上的人看到，它们必须在至少500米的高空二次爆炸。这就需要大幅增加发射药的用量，从而提升焰火弹的初速度，可是纸质弹壳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冲击力。

　　在蔡国强的心中，能在天上用焰火打出脚印的，只有一位——美国人费尔·古奇。他是美国一家大型焰火燃放公司的老板，与蔡国强是多年的老相识。

　　早在2003年，蔡国强就与费尔·古奇一同钻研过芯片烟花弹，当时就想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上空打出“脚印”来。

　　所谓芯片弹，就是用电脑芯片给烟火弹里装上高科技的头脑，让它知道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炸开，在空中完成造型。

　　芯片弹的成功并非没有先例。2002年，蔡国强在纽约东湖上空打出一道彩虹，就已经是在用芯片弹了。但用芯片弹打出“脚印”这件事，依然是个挑战。关键问题在于，用芯片弹很难打出不规则的形状。

　　费尔·古奇在美国做了多次试验，勉强成功过几次，但在特意为张艺谋安排的演示实验上又失败了。而且，芯片弹这种高科技产品，太过精密，稍有磕碰便难以造型。从美国把这么多娇嫩又危险的“炸药”完好无损地运到北京，更不现实。

　　没别的办法，焰火团队只能把目光又转向了国内。

　　这时，国家专门设立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关键技术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下设火药、发射、芯片弹三个主攻方向。

　　时间紧，任务急。奥运焰火专家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赵家玉教授说：“我们是一边跑一边建汽车”。赵家玉主攻新型焰火，承担 “无烟/微烟”、“延时增效”、“防潮防水”、“无残渣无公害”等课题的研究；航天部15所主导发射方式的改进，采用“空气炮”技术，减少烟雾排放；北京理工大学白玉鹏、周勇教授研究“芯片弹”。

　　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芯片弹”也很快就研究出来了，担当技术指导的美国人费尔·古奇功不可没。说实话，每次讨论，对他都是一种折磨。每当研究走偏了方向的时候，他总要经过一番挣扎。说吧，等于无偿提供自己多年研发的绝活；不说，“大脚印”就要泡汤。每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古奇，都选择了说。

　　有了“芯片弹”在手，人们原本以为胜券在握了。

　　“大脚印”命悬一线

　　2007年中秋那天，大家满怀信心地在北京郊区进行了“大脚印”成果展示。

　　意外的是，虽然使用了高科技的“空气炮”和“芯片弹”，但结果却不如人意——根本看不清楚脚印的轮廓，而且烟花在空中停留时间极短，稍纵即逝。

　　原来，“芯片弹”有几个严重的缺陷，一是芯片难以承受发射时的强烈震动，因此最多只能打到50米高度，这样在“鸟巢”内的人就难以看到完整的图形，最多也就看见个“脚尖”；二是“芯片弹”填药量有限，焰火燃烧时间太短，“脚印”一闪而过，半秒钟甚至三分之一秒，人们根本反应不过来；三是“芯片弹”使用的3寸钛雷弹，打出来不是点状而是团状，“脚印”的形状偏胖，不易辨认。

　　“空气炮”则受风的影响较大，图形易散乱，而且声音又响又脆，非常扰民。

　　接下来的几个月，前景越发暗淡。

　　后来，在“鸟巢”顶上又演练了一次，光现场就捡到了2颗哑弹。

　　2008年春节前几天，天气异常寒冷，在北京的航空博物馆，“大脚印”、“倒计时”、“五环”焰火的试验再度进行，成败在此一举。

　　最终的试验结果证明，膛压法射打出的“五环焰火”相当成功，由空气炮打出的“大脚印”却再度一败涂地。

　　除了达不到创意效果外，参观试射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提出了似乎更难解决的问题：芯片弹中的芯片不能燃烧，从空中掉下来的残渣砸在安全头盔上都“嘭、嘭”作响，在“鸟巢”上空燃放，难保观众安全；另外，空气发射有5%的掉弹率，如果让围观群众捡到这些药珠，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前后，由北京市领导带队的焰火组也多次沿中轴路勘察“大脚印”的56个发射点，也发现困难重重：

　　要将56个发射点遍布于南二环到北四环这短短的14公里内，相当于每隔250米就有一个。中轴路，密布着北京的古迹和民居，情况极其复杂。

　　先说“大脚印”的起点，永定门倒是有大片空场，可是空场东侧是著名的天坛医院，这里收治了众多患者，如果发射的声音惊扰了这些病人，怎么办？

　　再说故宫，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南北纵向2公里，绝对禁止任何明火。但在56步中，如果有一步间隔是2公里，将极大影响效果。

　　还有，北京著名的酒吧聚集地——什刹海燃放阵地，周边有200多条胡同，500米范围内就有600多个四合院，人口密度极高，出险率极高。

　　“鸟巢”就更让人捏一把汗了。开幕式时，这里将聚集2万演员、8万观众，而“大脚印”的发射阵地就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此时观众正在入场，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

　　而且在北京的动脉交通线上密布“炸弹”，仅控制路面就需要至少一千多警力，更何况，还有5%的掉弹率，打出“脚印”需要928发药珠，如果其中46发掉下来，谁顶这个雷？

　　人们不禁又想起了发生在2004年密云灯会上的踩踏事件。那一次，37人在踩踏中丧命。而事件的起因，就是要在彩虹桥上放焰火的传言。传言尚且有如此威力，所有燃放点的安保工作，自然更是如履薄冰。

　　安全问题难不成将成为压垮“大脚印”的最后一根稻草？

　　“黑马”陈延文

　　2008年2月14日，人在纽约的马文收到一条短信——“大脚印取消了”

　　一开始，她还当这是个玩笑，仅仅回了条短信——“今天可不是愚人节”。后来一问，果真是取消了。此时，据奥运会开幕还有176天。 

　　蔡国强正在美国办个人展览，一时脱不开身。两天后，马文独自一人匆匆赶回北京，试图挽救“大脚印”。

　　临走，她对蔡国强说：“老蔡，如果‘脚印’不翻案的话，你没有必要去北京，我也回美国。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当然，这是句气话，却也说明了“脚印”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此时，蔡国强和马文已经为开闭幕式工作了整整两年。对他们来说，其他创意有没有，只是效果好坏问题。唯有“大脚印”，意味着艺术性的有无、焰火表演的成败。

　　“如果一两周内没有突破，‘脚印’就完了。”行到水穷处，马文突然想到一个人——陈延文，那个个子高高的北京民营企业家。

　　马文想到陈延文，自有她的道理：因为在春节前的那次焰火试射中，“五环”就是被这个突然杀出来的“黑马”打出来的。

　　蔡国强他们与陈延文其实早就认识了。老蔡刚到北京准备奥运时，陈延文就在一次饭局上跟他说，“我能用传统的炮打出五环来，用膛压技术。”这话，蔡国强可一点儿也不信。

　　倒也不怪蔡国强小看人，陈延文其实是位做手机配件的公司老板，不仅跟焰火行业八竿子打不着，本人也只有中专文化程度。蔡国强再看他那副北京侃爷架势，心说，高科技的芯片烟火弹都打不出来，更别说什么弹簧了（误把“膛压”听成了“弹簧”），也就没再理会对方。

　　蔡国强其实不了解陈延文。

　　1959年10月1日的晚上，一个8岁男孩骑在父亲的肩上，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望着庆祝国庆10周年的满天烟花，小男孩异常兴奋。当父亲问儿子烟花好不好看时，男孩想了想说：“好看是好看，但为什么没有打出庆祝国庆10周年、毛主席万岁的字来呢？”父亲闻之一惊，扭头跟正望天遐想的孩子说，“等你长大了吧”。

　　这个小男孩就是陈延文，他一直等待着，希望能看到梦想成真。

　　在北京成功取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后，陈延文没跟着北京市民一起上街狂欢，心里却琢磨着，“我要用焰火打出一个奥运五环。”

　　从那以后，陈延文就开始冷眼观察焰火行业的最新发展。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举办的冬奥会上，主办方用空气炮打出了“321”图案，但是很不清晰。在悉尼、雅典奥运会以及国内的50年大庆上，同样是放了很多礼花，但是没打出文字和图案。2007年春节，香港号称打出“北京2008”的字样，不过维多利亚港的群众集体失望了。

　　冷眼旁观的同时，陈延文可一点儿也没闲着。

　　2006年初春的浏阳河畔，青山叠翠。这里正是著名的中国花炮之乡。陈延文兴致盎然地走进一家又一家花炮生产企业，访问一个又一个花炮技师，观看了一场又一场焰火燃放。他先后进行了3次考察，浏阳之行让他发现，传统花炮打不出字来，必须另辟蹊径。

　　连老婆都说他疯，陈延文却觉得自己能行。他1995年下海创办了大陆优力达科贸有限公司，虽说实力在北京朝阳区都排不上前50名，但也有身家千万，这是物质基础；他曾在武汉军区空军部队里当过飞机维修兵，学习过机械原理和空气动力学，这是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有不畏人言、异想天开的自信。

　　同行劝他，“别做赔钱的买卖”，他说“为了钱，我吃不了这么大的苦。”

　　礼花厂的技术员说他，“火药在200米的时候跳动五六米很正常，美国、日本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别自不量力了。”他说，“中国人能发明火药，还解决不了这点小事。”

　　大话谁都会说，实干的却不多，陈延文就算一个。

　　膛压发射

　　就在浏阳实地考察的过程中，陈延文有了一次意外发现。

　　在一次燃放中，两个花炮弹，没有一高一低，而是打平了。他赶紧向现场的老师傅请教，师傅没当回事，只说“跑气了”。年轻的时候躺在直升机下修飞机的记忆让陈延文来了灵感。受飞机动力系统的汽缸与活塞原理启发，他首创了膛压发射技术。 

　　“简单而言，就是用钢制炮筒控制、调整礼花弹的出膛速度，使所有弹体在同一时间向设定的不同方向发射出来组成图形。”陈延文解释，这避免了传统的礼花燃放无法解决的方向性问题。 

　　这个路子行不行？陈延文还需高人指点。他登门向赵家玉、南京理工大学的潘功配等烟花专家请教，陈述自己的膛压发射方案。

　　两位专家都认为他的这个发射方法颇具首创性，可行性很强，同时也告诫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此后的一千多次实验，让陈延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磨难。虽然他也曾在深夜给赵家玉教授打电话说“不干了”，但却始终没放弃。

　　“北京五环内不能燃放烟花，我们一群人只能拉着炮到郊外没人的小马路去放。冬天，大家冻得直打哆嗦。夏天，我们身上到处是被蚊子叮的包。”

　　公司的员工大多数是陈延文招来的下岗职工或者是退休职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次研发发射装置，因为每天都要背着沉重的铁架到郊区摆阵，他担心公司年纪大的人吃不消，就借用一家保安公司的十几名保安人员，晚上来公司做兼职。

　　陈延文的公司原本是做手机配件的，但他几乎将公司所有的人都派上了用场。“那会儿，公司正常业务全放弃了，连会计都改行计算弹道轨迹”。

　　“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洋枪大炮。” 陈延文至今还对自己的“土办法”津津乐道。研究焰火，测高仪是必备的。买不起几百万一个的测高仪，他就把一次次燃放定在五环边的一栋大楼前。试射时，专门有人举着照相机在楼上拍摄。

　　“我们只知道楼高105米，烟花弹升空后超过大楼的高度，我们得赶紧拍下来。”陈延文说，最后，他依靠照片中焰火距顶楼的高度，测算出烟花弹升空的具体高度。

　　除了技术攻关艰难外，另一道难关就是巨额的研发费用。为此，陈延文把公司挣得的利润和自留资金全部用上了，前前后后花了近千万元。女儿怕爸爸钱紧，就说：“没事，你把留着给我的房子卖了吧。”

　　“太执着了。” 公司员工也被老板这股子劲儿给感染了，留下来跟他一起“不务正业”，有时白天在公司忙业务，晚上还要到郊区做实验，回来晚了，员工们干脆就在公司的沙发上将就一晚，第二天早上起床继续工作。

　　“我接了他几千个电话。”虽然没有科研立项，但赵家玉教授作为无偿高参，参与了历次实验，并且为膛压发射技术发明了一种神奇弹药。

　　陈延文是受部队军事演习中打信号弹的启发，借助电视机像素点成像的原理，将烟花弹发射到空中进行造型的。开始时，他采用的烟花弹也与信号弹一样，在空中留有长长的光焰拖尾，使观赏效果大打折扣。赵教授采用在军事上专用的暗燃技术，改造了火药，制造出了一种特殊烟花弹丸。这种直径3.9厘米的弹丸，可以在特定的高度亮起来，陈延文拿来一试，果然没了“尾巴”，弹丸悄然飞行到一定高度，在空中燃成一个能延续数秒钟的光球，而后又化作无渣无味的一缕青烟。

　　历经700多个日夜，到2007年10月，天空中终于打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圆。57岁的陈延文一夜无眠，这一刻，他圆梦了。

　　从“五环”到“大脚印”

　　2007年底，陈延文拨通了蔡国强的电话。

　　电话里，陈延文说打出“五环”来了，叫蔡国强去看看。蔡国强不信，让陈延文先把照片用短信发到手机上来。

　　“他就把录像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了。我一看还挺好，那是‘五环’中的三个环，距离都是电脑算好的，打出去后就越来越大，大到它们刚好环套环，在最美的时候亮起来。”蔡国强回忆说，这个人是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自己找上门来的。

　　“焰火五环”其实也是北京奥运会的创意之一，张艺谋曾提出来自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五环’一定要打准，国际奥委会很关心这个，打不准的话就不让你做。”

　　“芯片弹打出的‘五环’只能是单色的，而且也非常短暂。山穷水尽的时候，陈延文说，我肯定能把你们的‘五环’打上去。”马文回忆说，2008年春节前那次试射，其实是膛压发射炮和空气发射芯片弹的大比武。

　　在那次试射中，陈延文用自己发明的膛压发射技术在180米的高空打出了彩色的“五环”，总导演张艺谋看了以后连呼“漂亮！”美国人古奇则竖着大拇指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实际上，陈延文制造的“五环”由5个膛压炮矩阵打出，每个矩阵形成1个环，为了加重影像度和空中效果，每个环分3层摆开不同的角度，1层是24个弹，1个环就等于有72个弹同时上去。5个环一共是360弹。地面一个环的矩阵直径2米，在空中每个圆的直径则达到84米。

　　这个“五环”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没用二次爆炸。它在钢筒内引燃，100米左右突然发亮，可以看着它一直升上去，有五六秒的成形时间。

　　既然陈延文能把“五环”打上天，那么“大脚印”呢，能不能也用这个技术？马文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决定试一试。

　　知道北京人好面子，马文就使了一招激将法。

　　她先给他放了“脚印”的动画。然后问他，“你不是说膛压炮连文字都能打么，打‘大脚印’行不行？”陈延文没打磕绊地说，当然可以了。

　　“那就三天拿出来吧。”马文说。

　　“三天？起码得一个月！”陈延文急了。

　　“要不一个星期吧！”事情就这么定了。马文心里偷着乐。

　　才过了五天，陈延文就请马文去看试射。

　　2008年2月25日，马文带着几个摄影记者赶到大兴榆垡卸载站内，只见在40米×17米的范围内，32门膛压炮在地面摆成脚印的形状。“点火”，随着一声令响，一个金色的“大脚印”腾空而起，在天空待了4.8秒。

　　摄影记者刘玉鹏兴奋得完全不顾生命危险，躺在32门炮中间，拍摄下了这精彩一刻。马文则一屁股坐在冰冷的草地上，吐出一个长长的烟圈——“大脚印”有救了。

　　“脚印”减至29个

　　试验虽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要恢复“大脚印”方案，首先要得到消防和公安等部门的支持，而蔡国强和马文能做的，就是用新的实验数据去说服他们。

　　膛压炮的烟火弹由赵家玉教授研制，它有个好处，外面完全没有壳，打上去就开始烧，直到化作一缕青烟，能达到100%燃烧，完全没残渣，也不掉弹。

　　这一点打动了公安和消防部门，关键时刻，这些部门不仅出于工作需要，也因为喜爱这个创意，把整个配合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做。

　　北京市公安局危险物品管理处处长谭权，还主动给创意组出了个主意，把56个点发射的204个脚印，变成29个，寓意北京奥运会是跨越历史的第29届，不是更好嘛。

　　这个主意，不但减少了60%的焰火燃放量，还使发射点巧妙地避开了故宫等古建筑。而使用新的膛压发射技术后，可以把“脚印”打到150米以上的高空，尺寸也大多了，虽然数量少了，但整体效果反而更好。

　　膛压发射炮后来也被做成倾斜的，用32个炮组成的矩阵才两三米长，可以放在卡车后面。这就实现了不占路，不影响交通。

　　就这样，安全和效果一举两得，“大脚印”复活了。

　　此后的路越走越顺。2008年4月2日、4月29日、7月30日，膛压发射技术先后三次通过了奥组委专家的审定。5月21日，又通过了奥组委开闭幕式运营中心的审定。

　　6月22日，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在航空博物馆现场观看了燃放效果。“脚印”、“五环”、“笑脸”，在历次实验中的发射成功率达到100%。

　　开幕式48天前，礼炮部队接到奥运任务，武警北京总队礼炮支队将负责“脚印”、“五环”的燃放。这是一支曾在朝鲜战场上被授“大功连”荣誉称号的部队，他们曾经担负过国庆50周年、及国家元首的迎宾礼炮等鸣放任务。

　　8月2日，“大脚印”进行了第一次实地彩排。为了保密，只发射了个脚尖，但是仍然能测出这组数据：每个“大脚印”空中成形后长200米，“大脚印”之间相距500米。29个“大脚印”在一分钟走完，每个“大脚印”的出现都间隔2秒左右，在空中停留时间为5秒左右。

　　一切都完美无缺。陈延文在天安门广场，摸着发热的炮筒，想象出了那个巨人奔跑的样子。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陈延文多了个外号，叫“炮陈”。

　　8月8日，漫长一夜

　　8月8日，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是一个欢乐而又短暂的夜晚；但是，提供焰火服务的600人团队经历了最漫长的一夜。

　　作为开幕式的重头戏，焰火燃放在北京市各个燃放点展开。这是我国规模最大、线路最长、操作最复杂的一次燃放，而且也超过了历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燃放总量，可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毫无疑问，这一晚，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

　　虽然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勘查、调整、测试、预演、再勘查、再调试，但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8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单在什刹海一带就动员了2000多名居民，在每个胡同仔仔细细地清理垃圾、杂草等可燃物。

　　开幕式以前，导演组进行了一次抽签摸底测验。如果突然没电了怎么办？如果天空出现闪电怎么办？如果现场有观众晕倒了又怎么办？几乎所有问题，导演们都准备了化解方案，而且是艺术的、轻松的。

　　唯独一条，通讯断了怎么办，导演组没招了。

　　所以，当天晚上，蔡国强最担心的事是通讯中断。为此，他给“大脚印”配备了“时间码”系统和4条电话专线。

　　“时间码”系统就是把燃放的时间码嵌入到演出节目的音乐当中，到某一个指定的时间点，脉冲就直接触发，焰火自动点燃开始放焰火。从永定门到“鸟巢”这29个“脚印”是采用录音方式来保证燃放时间间隔的准确性，然后一个点、一个点地点燃的。

　　4条电话线，则一条用来开电话会议；一条用来放录好备用发射指令；一条专门用来报错；一条作为后备支援系统。

　　天气越晴朗，焰火越漂亮，当晚的云也着实让人虚惊一场。在晚9时30分左右，从北京的西南飘移过来一块云团，预计的雨量大概能够达到5毫米，奥组委紧急启动了应急机制，实行了人工降雨，也许是开幕式的精彩感动了上天，最后竟然云消雨散了。

　　开幕式当晚，不仅无人员伤亡，无火灾，无踩踏，连老百姓的玻璃也没有因为放花震碎的。

　　这一晚，北京无眠，奥运的脚步终于迈进“鸟巢”。辉煌背后，几多付出，几多坚持，几多担当，一言难尽。奥运会后，蔡国强特意跟“炮陈”道了个歉：“当初怠慢你了。”

　　从“脚印”走向“未来”

　　奥运会后，残奥会又是一个新的舞台。

　　奥组委领导在看过残奥会闭幕式彩排后指示，“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残奥会闭幕式又是四个仪式的总结，因此气氛应热烈一些。”

　　奥运会闭幕后第三天，陈延文就接受了新的任务，为残奥会开闭幕式打“和平鸽”，打“信封”，打“未来”，打“FUTURE”。

　　残奥会闭幕式时，“鸟巢”上空用焰火组成的英文单词“FUTURE”。

　　虽然已经为奥运掉了27斤肉，但接下这个任务，正中陈延文下怀，“可别让伦敦奥运会先打出文字来。”

　　9月17日，当残奥会会旗徐徐降落时，“鸟巢”上空刹那间绽放出两个清晰的金色汉字——“未来”。紧接着，银色的英文单词“FUTURE”和一个五彩斑斓的焰火“信封”点亮夜空，娓娓诉说着这个古老而现代之都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此前的种种质疑之声也顿时偃旗息鼓。

　　“魔术师”蔡国强说，“这是地球的天空中首次用焰火打出汉字。这个意味深长的结束语，预示着北京的金色未来，以及奥林匹克的美好前景”。

　　“鸟巢”体育场外，陈延文长舒一口气。

　　……

　　北京奥运会后，蔡国强和马文回到了纽约；赵家玉教授重回校园；虽然业务量流失了一半多，但陈延文的公司又开始运转了。忙完工作，他喜欢站在公司落地窗前凝视夜空，也许他正在回味小时候的那个烟花梦，也许他想到了战友谭仲池写给他的诗： 

　　谁如此神奇走在北京的夜空

　　用闪耀和震撼人间的璀璨和鸣响

　　踏出奥林匹克走来的29个庄严的足迹

　　让世界为之惊叹 欢呼 深情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