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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朱鹤孙：倚重精神求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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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鹤孙教授：宁谢纷华甘淡泊 倚重精神求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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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化工和材料学专家、教育家、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朱鹤孙教授不幸病逝，走完了他投身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的人生道路。朱鹤孙教授1984年10月至1988年4月担任北京工业学院院长，学校更名后，继续担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至1993年2月。他重视学术、创新进取，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出的“五个历史性转变”办学思想，对学校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为学校付出的大量心血，也让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们永远铭记这位勇于开拓、治学严谨、清正刚直、淡泊名利的老校长。

　　北京理工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大学，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军工特色，为强大国防做出了卓越贡献。

　　时代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社会进步的步伐也不可阻挡。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高校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最高目标，摆在了中国高校的面前。

　　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工业学院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面临着如何完成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大潮中“转身定位”的历史性命题。朱鹤孙作为学校主要领导，深刻领会小平同志为国家制定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刻含义，与时俱进地分析国家政策，加强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使学校的发展顺应时代的变化。

　　这一时期，朱鹤孙联系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学校教育改革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了“五个历史性转变”的办学思想，即“学校应由单一工科向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多学科方向转变，由单一的产品型军工专业向以学科为主、军民结合型专业转变，由主要以教学为中心向教育、科研两个中心方向转变，由主要培养本科人才向培养多层次、特别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转变，由封闭型办学向开放型办学转变”。学校在这一时期充分贯彻“转变”二字，按照“保军转民”的方针，实现既为国防军工服务，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实现“两翼齐飞”，增强了学校的办学实力、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朱鹤孙在《搞好‘军民结合’，深化教育改革》一文中指出：“通过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使高等学校充满压力和火力，并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真正的动力，使高等学校有可能建立起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机制”。

　　因此，在改革的背景下，从高校的角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也成为朱鹤孙推动学校建设发展的重要举措。他认为教育与产业结合，首先打破了大学封闭办学式，走向社会，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进入市场，有利于释放潜力，增强活力，在服务社会中，获得自身更大的发展资源和空间；产学研结合，还能为学校教学研究避免理论脱离实际，与社会脱节，提供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校办科技产业不仅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还可以促进学校中心工作发展，关键在于规范管理和围绕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不偏离，成果转化不能舍本求末。朱鹤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理念，为学校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增强学校办学实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有效地增强了学校的生存发展能力。

　　为人师表，“交叉培养，重在塑造”的教育家

　　作为一校之长，朱鹤孙殚精竭虑地谋划学校发展，增强办学实力，最终是要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他不仅言传身教亲自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同时作为校长为北京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这其中以对学校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思想最具代表。他提出的“重基础，重能力，交叉培养、重在塑造”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对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仍然意义不凡。

　　作为理工科大学的校长，朱鹤孙将加强技术基础课作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首位，解决了加强基础课与加强专业课之间长时间的理念之争。

　　他用“十年树人”的比喻来理解人从学习概念到熟练实践的过程，而高等教育的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常常连贯缺失，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缺乏认识实践和深入理解的过程。“以高等数学课为例，我们对这门基础课程的加强，往往是把力量放在内容增多和细化上，而学生在专业课阶段则着重在现象和工艺方面，因此难怪工科学生在学完高等数学后，就把它束之高阁了。”朱鹤孙曾这样接受记者访谈。因此，他明确提出技术基础课起到承上（基础课）启下（专业课）的关键作用，使得学生在基础与专业、理论和实际上相结合，达到学用相统一的目的，加强技术基础课是提高理工专业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另一方面，朱鹤孙提出课程要少而精、推陈出新、重在学生能力培养。针对研究生课程繁重、学生缺乏“创造性”学习的问题，朱鹤孙提出 “四善”理论，引导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学习、善于学习。善于分析归纳，达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作用；善于吸收正反两方面的论点，达到互补完善的作用；善于争辩，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善于交叉，达到推陈出新移花接木的作用。“要让学生在繁琐的学习中解脱出来，自主地学习，这样的学生后劲足，有创造性，才能青出于蓝，符合世纪人才的要求。”

　　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朱鹤孙将“交叉培养、重在塑造”作为学校新时期学生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思路。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家韩愈对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位，在21 世纪，可以再增加“塑造”二字。他明确指出导师培养研究生仅仅传授知识，解除疑惑是不够的，衡量人才更重要的标准之一是优秀的道德、品质和素养。

　　朱鹤孙曾这样谈到：“‘为人’是一门大学问，是社会讨论的永恒主题，但一些不尽人意的东西，已蔓延到学校中，说明我们对学生的“塑造”不力，表率作用尚不明显，这是值得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

　　朱鹤孙不仅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这样要求，也是如此要求自己。他曾承担过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理论电化学、材料科学等教学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培养研究生，他的学生丁洪志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傅强及程福永获2002 年及2003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教学科研中的严格与生活中的热情相助，构成学生们发自内心对恩师“严慈并济”的最高评价。

　　倾情科研，崇尚“交叉”追求“材料”的科学家
 
　　朱鹤孙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他毕业于东吴大学，并在浙江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他一生从事化学工程和应用化学领域的研究，学术成果丰硕，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需的关键材料和部件，是我国生物材料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对推动我国新材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讲，他的眼光不能仅看着科学技术的表面问题，而要看到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这是朱鹤孙对待科研的思考，在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他将“交叉”作为科研创新的前提，“交叉探索”可以描述他的科研道路，他对自己的科研事业充满兴趣，倾情其中，动力无穷。

　　朱鹤孙带领他的团队曾经在磁性流体的光学效应、电老化和击穿的动力学理论、生物医用材料科学和工程等方面取得创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全碳分子及碳基材料方面，从1987 年在国内首先建立直流电弧等离子体喷射法研制金刚石薄膜开始的电弧放电制备富勒烯、溶液化学法制备类金刚石薄膜，到2000年设计建立国内第一台椭圆形微波等离子体反应腔系统、探索宽带隙材料，不论在方法上、原理上还是应用上均做出了创新性成果。

　　朱鹤孙特别推崇“交叉探索”的科研理念，在中国生物材料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提出并致力于生物材料与人体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细胞层面上，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励，如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6年获国家机械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并当选为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会士。他曾担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军工组副组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咨询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材料学科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成员。

　　“中国的事情中国人一定能做好，我从没觉得国外的就比我们的好，我深信中国人在一些科学领域上可以领先世界，完全可以做出最好的成果。”朱鹤孙的一生不仅追求最好的材料，创新最好的成果，也培养最好的学生。

　　从1930年到2015年，85年人生岁月，朱鹤孙经历了一个甲子的足球竞彩app排名时光，他用自己对学生的热爱、对科研的执着、对教育的奉献，写下人生的精彩华章。

　　老校长朱鹤孙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蓄疑匿短为大忌，艰苦贫乏不丧志，走过逆境靠自己”——朱鹤孙